(编辑部注:此社论刊登于星期一亚洲华尔街时报)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新行政班子在下月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将面临其在对华政策上的第一个重大决策问题。在过去数年中,美国提出了谴责中国未能遵守其人权方面的承诺的决议案。虽然此议案从未获得通过,但表决票数之差已缩小到了一票。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会选择继续推动这一外交努力从而使此议案有相当的可能性在今年获得通过吗?
这样一个行动将是新政府会采行平衡接触政策的一个重要信号,并将表明北京在人权问题上与鲍威尔打交道时不可能象其对付前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和奥尔布莱特那样得心应手。确实,很可能这个议案即使获得通过也不会包括经济制裁或其它制裁形式,但它将表明,虽然美国和其他支持该议案的国家愿意维持与北京政权的合作关系,但他们不会忽视中国统治中令人厌恶的方面。
有人会问在遥远的日内瓦的一个决议怎么会影响到象中国四川乡村那样的地方。毕竟,增长的经济和贸易自由意味着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在改善,同时使人们希望一个崛起的中产阶级将会要求对政府发挥更大影响。所以为什么要来一场令人不快的外交角力呢?
对此问题的最好答案是:除非中国民众能勇敢地站出来把政府的恶行公之于众并要求他们的权利,否则中国的变化将会大大减慢。自由国家的代表有责任确认中国政府未能遵守其国际义务的事实,从而对这些民众予以支持。讲出事实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并会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点。是的,北京试图用道义相对性的说法来回避其人权方面受到的批评;去年11月中国主席江泽民告诉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方式”,“世界应该多元化”。中国在日内瓦也有盟友,很多是象古巴一样本身也有人权问题的国家。这些国家将附和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论调。但北京每年都花了很大力气来阻止此议案的通过,并在成功阻止议案通过之后进行庆祝,表明它至少感觉到日内瓦的指责将对自己不利。
因为道义相对性在中国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现在有关虐待和政治拘禁的证据越来越多,原因之一是社会越来越开放。活动家和人权机构可以接触到被拘禁者的家属。人权意识越来越被重视,表明更多中国人在要求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中很多人起诉政府。在知识界人士中,“人治”和“法治”的差异,以及从“人治”转到“法治”的必要性是一个讨论的议题。
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仍象以前一样,无情地运用手中机器压制试图组织反对党或自由工会的人士。如鲁宾.芒罗所报导,他们中有些人被当作精神病人送入政府控制的精神病院,只因为他们不听从政府的政治命令。近来,世界知道了曹茂兵的遭遇,他曾要在江苏一个丝厂成立工会。他现在就在这种精神病院里,其家人说他被大剂量用药。
据该报导,中国地方官们接到北京的命令,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法轮功精神运动,致使在某些地方,法轮功学员们被折磨致死。
这些虐待手段显示,政府在试图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其共产党统治的团体的斗争中正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政府工作单位不再控制人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人们得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共产党想给他们的选择权设定政治方面的限度,但它正在进行这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斗争。
布什政府有机会在这场斗争中帮助改变局势。1998年,克林顿政府同意不在日内瓦提出谴责决议案,作为北京签署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交换。那是一个合理的交易,只要美国现在能使中国遵守其承诺、批准这些公约并改革其法律体制以符合公约的要求。赫尔辛基协定给了苏联异见分子们以勇气;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中国出现。但只有当美国和其它国家有足够的勇气讲出真实情况时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