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个月来的亲身经历

【明慧网2001年1月5日】我是大连的一名学员，于今年7月再一次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在北京与同修的交流中悟到：走出来证实大法是目的，但不要被代表邪恶势力的警察抓走。所以在广场打横幅、炼功，连续做了三四次，被抓到派出所后，我都走了出来。最后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横幅时，被几个便衣拖到小屋内毒打，脸都被打得高高肿起，左眼严重充血。后来被驻京的当地警察带回了大连，把我和另一位功友于七月十三日上午一起被送到大连戒毒所（临时挂牌“法轮功教育转化中心”）。戒毒所给我们做了登记、搜身后，带到了五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给我们和其他几十名已经在押的大法学员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带。因我不愿看到这些无端的诽谤和污蔑，就站了起来，闭上眼睛，开始炼功。只听到一个在场的管教撒腿跑进了教室，不一会儿，把我拖到一个小屋内，用2个手铐，铐在了铁床上，开始毒打。我喊：“我有什么错，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它们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炼功！它们继续拳打脚踢，我当时声泪俱下的背诵经文《论语》和《真修》，它们又拿来电棍继续施暴，我更加大声地背诵，声音震荡着整个大楼，它们非常害怕，就用高音喇叭放起了音乐，又用毛巾把我的嘴紧紧勒住，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十个左右的管教人员轮流对我进行了毒打。

后来它们把我扔进了一间小号里，手铐在地板上。我拒绝吃饭、喝水，直到第二天早上，开发区的警察来带我和另一名同修，在出门的时候，它们让我们各交出二百五十元钱，可是我身上除了在进门时被它们搜走的五十元钱外，已无分文。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店，我只被关了一个晚上而且滴水未进，竟让我们交那么多的钱。我被带到开发区看守所后，继续坚持绝食，要求无罪释放，在绝食的十五天内，被插管灌食两次。因拒绝背诵监规，被犯人毒打一次。后于八月十四日，没有任何通知，接到教养裁决书的同时，把我送到了大连教养院，教养两年半。

在教养院五大队（新收大队）我仍坚持炼功，一次因在大院内，当着一百五十多名犯人的面炼功，被乔威（副大队长）用电棍毒打，头部流血后被拖进小号，进小号我仍炼功，又把我拖了出来。叫许多犯人把我摁在地上，与另一个队长，用三根电棍，从头到脚地过电，直到电放完才罢手。在小号里，在刚好能坐下的空间里，要从早上五点盘坐到晚上九点，只有两次上厕所，饭从门洞上递进去，专人二十四小时看管。我拒绝吃饭、喝水，两脚腕外侧被磨破了皮。四天后，我和犯人们一起分到了一大队（教养院内砖厂）强行劳动改造。因几天未吃饭，当时身体非常虚弱，劳动强度又非常大，每天要上万次的弯腰，蹲下抓砖，递到别人手中。如果慢了，就会被辱骂，甚至有时会被犯人用砖砸在脚上，我的两个大脚趾盖被砸掉，手也被磨破了，浑身疼痛。这时队长又找我谈话，只要我说不炼了就不用干活。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师父的法经常在我头脑中闪现，我真的可能坚持不下来。这样汗流浃背的在灰尘中干了三个多月。12月又把我们几个在一大队吃苦的二十几名大法弟子，调到了三大队，去捡豆、扛麻袋、装卸车，这时我们有四十多名大法弟子在一个楼内干活（有的已在教养院关押了一年多，到期也没释放，又被加了期）。整幢楼因我们的到来气氛变得十分祥和。

可是有一天，院里要来人检查，为了应付检查，队长教我们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实际上我们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都有很长时间没和家人通过电话，就更别说见面了。所以我们拒绝说谎。结果检查的那一天，我们这些大法弟子都被带了出去，不让检查的人看见。大家逐渐认识到需要争取我们做人的最基本权利。于是在12月13日集体罢工要求无罪释放，这样持续了一天。院里的领导又把我们八个人调回了一大队，也没敢把新来的一些大法弟子分下来干活。同一天也传来了女大队的消息，她们也开始罢工，绝食要求释放（大连教养院本来没有女子大队，就是为了关押女法轮功学员，特意腾出一幢楼房，并在沈阳教养院找回一些因卖淫、盗窃被教养的犯人看管法轮功学员。现在教养院已关押了140多名法轮功学员。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八个被调回一大队的学员，仍坚持罢工，要求无罪释放。在前几天，我又与另一名大法弟子在大院中央当着许多犯人、队长的面炼功。被打后，把我们拖回楼内让专人看管，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我想我们是无罪的，他们却把我们长期关押在这里，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为了暴露这里的邪恶，我冒着被重罚的危险，于12月28日早8时，当着许多犯人、队长的面坦然的走过了五道门岗，神奇地离开了关押我四个半月多的邪恶场所。在这里我把我的真实经历写出来，暴露邪恶，希望大法弟子共同努力，“助师世间行”，为除尽邪恶尽自己的一分心。至少在大连教养院里还有二百多名大法学员被关押在教养院里，无法与亲人团聚，还在承受着被邪恶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