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学过科学知识、使用所谓科学方法和工具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只有那些真正具备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状态真正是生机勃勃的人才称的上是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上是怀着对真理和知识的信仰而不懈追求努力,以期达到对客观世界、人生意义有更深广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他们“企图包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在追求基本假定中的简单和经济。鉴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处于原始状态,相信这两个目标能够并列存在,那只是一个属于信仰的问题。但要是没有这个信仰,我就不能对知识的独立价值有如此强烈和坚定的信念。从事科学工作的人的这种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对他们的整个人格也有一定的影响。”(《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290页)爱因斯坦的话应该适用于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当今,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由于他们的工作,淘汰了手工劳动,帮助人改变了经济生活;同时,他们的工作落到了那些盲目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手里,使他们的劳动成果成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他们创造的技术方法,使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完全支配了日益涣散的群众的生活。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不仅使知识分子经济上依附于人,而且也从精神上威胁着他们的独立;对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和心理上施加影响的种种狡诈伎俩,阻碍了真正独立人格的发展。
因此,我们看到,知识分子正遭到真正悲惨的命运:在他们真心诚意地企图达到思想的明晰和内心独立时,通过他们纯然使超乎常人的努力,结果却制造出了那些不仅会奴役他们,而且还会从内心上毁灭他们的工具,由于那些挥舞政治权力的人的压制,他们不得不噤若寒蝉。很少有人能心平气和地表达同他们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偏见有所不同的见解,大多数人甚至不能形成这样的见解。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法轮功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能够净下心来冷静思考问题的人,能够平心静气谈话的人,能够不受权利与权势束缚、真诚地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人,所剩已经寥寥无几。恐惧、麻木、冷漠和微不足道的个人利害关系支配着人们的行动,驱使整个国家和民族(也包括迷茫的知识分子自己)走向最后的灾难。即使当他们认识到应该怎样做时,甚至有了一点机会可以按照这种意愿去行动时,他们却无所作为;委曲求全地成为政治压力的受害者,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压力。
知识分子能够也应该认识到,只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科学精神、独立人格和真理在实践中畅通无阻的制度和理想,人类才能得救。可悲的是,目前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却已倒退到这种程度,他们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们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收下来,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成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言论、制度和工具。
难道知识分子真的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吗?知识分子通过其内心自由,通过其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难道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爱因斯坦的回答是:“一个天生自由和严谨的人固然可以被消灭,但是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被奴役,或者被当作一个盲目的工具听任使唤。”
如果今天的知识分子能够有时间和勇气来诚恳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处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并且相应地行动起来,那么,要求公正、妥善地解决目前法轮功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