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我的修炼体会。我修炼时间不长,才有九个月左右。一年以前的此时,我是在日本,得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消化系统从上到下好象都有毛病。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东京的乌鸦就在四处聒噪,我无比烦躁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不安。一天二十四小时本来有三分之一是用来睡觉的,我却一刻都不能入眠。又要迎接每天的繁重工作和日本特有的严肃紧张与繁文缛节,……那时我觉得我从前为自己树立的所有远大目标都是那样的虚幻不实。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国吧。死也得死在家里。于是我就辞职回国回到家乡,却感到病情更加严重了。最重时连续三天睡不着觉,外加上吐下泻,把父母也折腾得够呛。母亲也急得睡不着觉。一宿宿的陪我唉声叹气。日本的药,国产的药,中医西医,针灸等都试过了,也好象没什么用。
最后我在同学的推荐下开始炼习法轮功,立显奇效,不象报上和电视中宣称的那样不准吃药(谁会有这样的权力呢?)倒是有老学员给我读过一段吃药与修炼的关系问题。大致是讲真修者是不必吃药的,而真修者是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除名利情,去除一切执著的人。所以我就停止了吃药,却能睡着觉了。完全不象报纸、电视那些不负责的宣传所讲“法轮功组织不准XX吃药,造成XX死亡”每个来学大法的人在停止吃药之前,他想过自己是不是真修者,求治病的心放下了没有,难道一个人是不是真修者,他不能对照着《转法轮》作出结论么?
修炼以前,我脾气暴躁,因为工作、生活中的事,老是发火。自己惹一肚子气不说,别人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修炼以后至今九个月中,我一次火也没发过。偶尔有要动气的念头,一想到自己是一名修炼者,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的人,也就把一点星星之火消于无形了。所以同事都说我沉稳、憨厚、助人为乐。而在从前(我解职出来的工作),中日双方工作人员都认为我妄自尊大,易发火动怒,容易激动。修炼前后,相差十万八千里。连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变化都很惊讶。
修炼大法要求对待一切事情都要用正念,我就严格要求自己。公司同事曾经说过,如果人人都象我这样去作,中国的事就太容易办了。同我发生工作关系的其它公司的人也曾说过,从未见过象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说一修了大法一下子都变得那么好了,但是一个真正放下一切名利心的人,又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得不好呢?
再谈一谈我对报纸宣传的一点看法。我觉得,从政府角度出发鼓励所有宣传部门去网罗一个人的“罪名”,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年。如果舆论所讲之话言之成理,证据确凿,我会举双手赞成中央的决定,问题是到目前为至,没有哪个问题是足以信服人心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等宣传部门代表党和国家的形象,说着一些冠冕堂皇、似是而非、漏洞百出、逻辑混乱的所谓“揭批”,连一些稍具常识、不懂修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岂不是在给国家抹黑吗?以如此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件涉及到亿万人民的大事,不是太滑稽了么?宣传中处处可见提及初中文化程度一事,我倒想问一句: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上到大学毕业了?老子、孔子、释伽又应该用什么文化程度来衡量呢?使用这种带着某种情绪的语言又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更为可笑的是后来舆论又觉得初中毕业的李洪志不可能编出如此“厉害”的法轮大法,又提出《转法轮》另有别人捉刀代笔,我想所有读过书或听过师父讲法录音的人都会为这种推测臆想感到荒唐不经。
最后再谈一点感受。因为我和其他亲人炼习法轮功身体与思想境界出现的巨大变化,我的父母也开始炼习了。但现在他们再也不敢炼了。我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当地抓住一个炼法轮功的罚款1000元,这件事令我感到十分诧异。第一个诧异是:中央只是不允许党员修炼,党员如果一定要炼,开除党籍是最严重的后果。而地方政府竟然能层层加码,而且把这事当成一件创收的好办法了;第二个诧异的是:地方与中央执行政策如此不一致,中央怎么会不知道而且并不制止这种情况?这样下去,会大失民心的。
以上只是从我个人角度谈一点体会,如能激起一点共鸣,引起一点注意,则国家与亿万修炼者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