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父的保护下 闯过道道难关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三日】我今年六十三岁，是一位农村妇女，为人耿直、厚道。自从修炼大法起，大法在我的心里比什么都珍贵，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二十多年来的修炼路上，虽说遇到很多关难，但都在慈悲师父的加持下，坚定的走过来了。

到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

大约是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和同修两人配合，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北京。但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来到大城市，根本不知道路怎么走，信访办在哪里，只是单纯的想要为大法、为师父喊冤，觉的大法这么好，要对政府说，政府误会了。

到达北京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打听着找信访办。走着走着，看到路两边，隔几米远就有一个连椅。正好我们也不用找旅馆了，就在连椅上过夜吧。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睁眼一看，旁边竟是信访办的牌子，原来我们俩就在信访办门口睡了一夜，师父的精心安排，真是令人惊叹。

可时间还太早，信访办得上午八点才开门，我们就决定先去天安门广场转转，看看能不能碰上同修。我们来到天安门后，遇到一个中年男人，打听我们是不是法轮功学员，还要我俩等着，他去办点事儿，一会就回来。我们觉的此人很可疑，就马上离开了。

来到纪念碑附近时，发现几个人很像城里的同修，穿戴打扮挺体面的，但不敢确定。其中一位比我年轻的穿着鲜红色衣服的女士靠近我，问我是不是来北京证实大法的，我爽快的回答：“是！”她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们一起打“法轮大法好”横幅，她们在前边拉开，要我在后边喊“法轮大法好！”我说：“我有劲儿，还是我在前边扯开横幅，你在后边喊吧！”结果我们几个人都争着拉起了横幅，一起发自内心的喊出了震撼天宇的“法轮大法好！”而且配合着高举着横幅，从纪念碑往西走了三十多米远。

一辆警车追上我们，警察们扑上来，我们被抓了，但见那位邀请我打横幅的女同修很镇定，把横幅整整齐齐的叠好，放進了她的衣兜，径直朝西跑开了。警察没有一个去追她的。当时觉的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她的穿着很鲜艳，按常理她应该最抢眼，目标最大，可我们几个中唯独她脱身了。

来到天安门派出所，我们当地驻京办来了两个人，跟我俩说：“你们俩信访办也去了，天安门横幅也打了，该做的都做了，回去吧，别叫家里人惦记。”驻京办的人还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告诉派出所的，给你俩买上车票，今天下午快回去吧。”

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家。

充不上电的电警棍

二零零零年，我们几位同修第二次从北京证实法回来，被非法扣押在乡镇府后院，遭到派出所警察、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打骂，一位男同修被毒打的惨叫声，政府院的邻居听到后，都难过的落泪了。

那天中午，我们躺在水泥地上休息，被镇政府人员发现，其中一人说：让他们睡吧，等到晚上再收拾他们。听到他们的谈话，我们也没动心，有师父管，怕什么。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他们准备晚上用电警棍电我们。可吃过晚饭后，乡政府人员回来了，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有福，电棍充了一天电，也没充上。我们明白是慈悲的师父化解了这场魔难，保护了弟子。

在监狱证实大法、反迫害

二零零三年，我所在资料点的同修全部被绑架了。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九个月后，我被非法判重刑八年，劫持到省监狱。

到监狱的第一天晚上，我心里想，刚到这里，就先歇歇吧，等明天再反迫害。但睡梦中，师父就点化我不能懈怠。每天监室里的犯人都要点名报数，我前边的人轮到时，就报数，轮到我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被犹大们抬到没人的房间毒打一顿，但我始终没改变我的做法。最后，她们没办法了，也就不管我了。

白天，我们被安排在车间加工出口的服装，每天时间很紧，但中午有点时间可以在车间内休息半个小时。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炼功，没多想，就开始打坐。但我被包夹举报了，看管我们的队长跑过来，厉声喊我起来，我没有配合，依然打坐，眼睛微闭。旁边的同修也劝我起来，她是担心我的安危。我还是没动。于是队长命令几个刑事犯，将我抬起来，连打带拖的，送往禁闭室，准备好好收拾收拾我。在这过程中，队长突然哭起来，说她胳膊和手疼的厉害。其中一个人说，快通知狱政科，就说队长是被我打的。

我没有害怕，只是觉的她们很可悲，就严肃指出她们诽谤、嫁祸大法弟子的险恶用心。结果狱政科来了两个警察，看了看，没说一句话，就走了。过后，我给那几个抬我的人讲真相，希望她们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她们不好。队长遭报应的事儿，她们都亲眼所见。以后，随着我给她们讲真相，平时善待她们，感化她们，不少人开始智慧的帮助我们。在我和其他同修间起到桥梁的作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被禁止私下接触）。

有一次，我从别的监区同修那里得到了一份师父的新经文，我非常珍惜，但在监狱的恶劣环境下，几乎没有时间和机会能堂堂正正的学，我就利用做服装的间隙，从隐藏处拿出经文看一句，背一句，想尽快背下来。但我旁边的刚来的犯人趁我不在的空儿，把我出卖了，而且把经文也偷偷拿给警察了。

我被带到警察办公室，警察追问经文是谁给的，问我为什么要学？我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没有法，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不学法，那还是大法弟子吗？至于经文是谁给的，如果我说出是谁，你要奖励她吗？我不会出卖别人的，因为我说出来，你们就会去迫害她。”

她也没再为难我，我很快回到工作的机器旁，追问那个出卖我的人，是不是她拿走了经文，她矢口否认。

当天收工时，她突然惊叫起来，说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钻心的疼（偷拿经文使用的正是这两个手指），我给她讲真相，希望她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千万别为了眼前的区区小利（举报法轮功学员，犯人会加分，目地是为了减刑）害了自己。

放下情，救度第三者

二零一一年中秋前，我从监狱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家。我是个能吃苦能受累的人，为了在家人面前证实大法，我抢着多干活儿，让丈夫多休息，他身体不太好。回来的第一个大年，我早就和娘家哥哥妹妹约好，正月初九，让侄子开车拉我们去给我姨拜年。但不巧的是，初八那天下了小雨，随后又下了雪，路滑难走。侄子通知我不去了，临时取消了初九给我姨拜年的约定，丈夫可能不知道。

初九那天上午，我在院子里忙活，忽见大门口進来一位比我年轻的妇女，手里提着一箱酒。我问：“这是谁家的客？走错门了吧？”

丈夫在屋里喊：“没走错，她是咱邻居的学生家长（邻居家的大闺女大学毕业后，在家里办了个辅导班，平时辅导学生功课，挣钱）。”

我也没多想，头脑很简单，我就热情的邀请她快進屋里暖和暖和。快中午了，我要送她到邻居家去（因为一直以为她是要到邻居家做客的，对丈夫的介绍没有一丝怀疑），丈夫却说：“不用了，就在咱家吃吧。”我这才反应过来，明白了她和丈夫的关系，发现她的眼神也很不自在。我镇静下来，热情的说：“大妹子，就在这吃吧，你在这歇着，我去做菜！”丈夫说：“我做吧，你陪她说说话。”

我跟她象是姐妹似的唠家常，说起我的遭遇，说自己被迫害，你大哥也跟着受罪，这么多年，他也真是不容易，这都是江泽民迫害大法造成的，要不我们家很和睦的。又给她讲大法的美好，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对谁都好。她都静静的听着，最后，我帮她退出了邪党少先队。

吃完中午饭，她要走了，我送她到胡同口，给她讲了善恶有报的理，希望她多做好事，千万别做坏事。人遇到的魔难，其实都是在还自己造的业。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来过，我也没再遇见她。自己在和她的交谈中，没有一点怨恨和嫉妒，过后也没有怨恨丈夫背叛了自己。对自己离家八年，丈夫一人照顾家的确不易，我从心里谅解了他。也明白这是江泽民的迫害造成的。这一关自己过得很平静。

救人中把坏事变好事

因为武汉肺炎突然爆发，今年大年初二开始封城、封村、封路，搞得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闭门，路上不见人影，我心里那个急呀，怎么救人呢？出不去村，我就串门讲真相，平时还没来得及讲的，我就分别去他们家里找，因为疫情期间，大伙正好都窝在家里，不管他们什么态度，我都不放在心上，能讲几个算几个，不求数量。

疫情过后，我们几个平时配合的同修又开始到集市讲真相了。有一天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个同修乘坐的三轮摩托车不小心撞到了一辆停在路上的电动三轮车上，那车的轮胎内胎都被撞出来了。

那辆车的车主是一位老人，其实他的车子停靠的位置是有责任的，一位同修的亲戚建议我们报警，我们没有采纳。因为我们没有想追究老人的责任，我们就是来救人的，主动和他的家人联系，协商赔偿事宜，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有因缘，什么都不是偶然的，也许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救他一家人的，这不就是把坏事儿变成好事了吗？！老人说他的车是新车，买的时候是八千元，我们协商准备赔他七千元。

第二天，我们把钱给他家送去，他的一家人都很满意，我们给他和他家人及在场的亲戚都讲了大法真相，凡是在场的都痛快的退出了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