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证“四·二五”的前前后后
同修说，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污蔑法轮大法及修炼者的文章，通过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去说明真相，当时同意给予道歉的答复，但又反悔了，而且天津公安局动用警察抓了好多同修，还宣称这是“上边”（指北京）的指示，就这样，天津及附近的大法学员明天（二十五日）要去北京信访办上访。
同修还说，你们比较远，可以把消息告诉身边的同修，想去不想去，都是自己的事。
于是，我就通知了全市辅导员。大家到一起交流，最后达成共识：“我们炼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天津，抓的是天津的大法学员，也等于抓我们一样。今天发生在天津，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在我们地区。维护大法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应该去。”当时还有人提议，别告诉更多同修了，就我们参加交流的这些同修知道就行，去不去也是自愿的。
于是，我们就各自去买票，因为已经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了，我们就只好乘坐路过天津的火车，我还记得参加交流的不到二十人。但是，当我们到达天津车站已经是二十五日夜间了，那天到天津下车后，一清点是三十六人，是因为有的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说，有的家人同修知道了，也一同去了。
二十五日夜，我们又转乘车到北京，就是二十六日清晨了，联系上一个先前到北京的外地同修，他把我们领到一个同修开的旅店，向我们详详细细的介绍了二十五日大上访盛况。
他说，当时去了多少人已无法计算，据一个警察说有三、四万人。（时任）朱镕基总理接待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答复了代表提出的三点要求，我还记得，一个是立即释放天津警察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二是放开对大法经书印刷的限制；三是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时任）朱镕基总理还说，政府一贯支持群众一切健身活动，从来没有限制过，今后也不会限制。我们听了后，都很高兴，同时也为我们没有成为这次大上访中的一员而感到遗憾。
四月二十六日早上，我们到住处附近一个公园去参加了晨炼，并于当天返回了当地。
第二天，公安局国保支队教导员把我们辅导站的几位同修召集到公安局，询问“四·二五”大上访的情况，我们毫无保留的向他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整个情况，包括上访发生的背景等等。这位教导员听了我们介绍，特别是听说（时任）朱镕基总理亲自接见学员代表，并给予答复后似乎也很震惊，但是他还是说：天津的事我们不应该去参与，天津他们干预法轮功，是他们不够了解，这样的事（指诬陷法轮功和抓捕法轮功学员）在我们市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就是管这个的，我们已经跟踪你们几年了，近几年按照上级要求，已经对你们法轮功做过多次秘密调查，报告也已经打过多次了。甚至为了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我们很多人参加你们炼功，在你们的炼功点，我们都安装过微型监听器等等。报告都是我亲自写的，我们认为这个功法没有别的说头，确实很好，对祛病健身很有效果，后来我们X局长一家人都炼法轮功了。我给总结有三多：年岁大的多；有病的多，女性多。我还说，因为你是站长，我们还去过你们单位了解过你本人的情况，你们单位领导对你评价很高：说你人品非常好，为人友好，工作勤恳，作风扎实，廉洁自律，是个优秀干部。
他还说：别看你们当什么站长、辅导员，你们也不一定有我们对法轮功掌握的情况多，比如，有多少炼功点？大约多少人炼功等等？你们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些我们都掌握。
我接着他的话说，你说这些我们相信，因为我们没有花名册，谁觉的好就来炼，不想炼就走，来去自由，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掌握这些。我们站长、辅导员都是自愿为大家服务的，说白了就是修炼受益后，自愿给大家服务的。
最后，这个国保支队教导员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后哪里出事，咱们不去管，咱们市里这一块谁要是干扰你们炼，你们就来找我。就这样，我们的谈话在很友好气氛中结束了。
九九年七月，江氏迫害法轮功发生后，就是这个教导员把我第一个送進看守所，在去看守所的车上，我问他，你现在怎么看待法轮功？他说，这不是你们都往北京跑嘛，我们吃共产（邪）党的饭，我也不想往里送你，人家让先抓“头”。
到了看守所，他对看守所的所长说，给好好照顾一下，这是好人，没啥事，就是炼炼功。看守所所长笑着说，你要这么说，你就得把人拉回去了，我这里收留的没有好人。这个教导员说，唉！没办法，这就是大气候。然后他十分不好意思的看着我说，委屈你了，过两天，我就来接你回家。
这场迫害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今又逢“四·二五”，回忆当时的这段历史，从中可以看出江泽民集团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是蓄谋已久。当时中共高层对法轮功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们中多是支持法轮功的；基层警察，特别是国保部门，确实对法轮功很了解。但是，正是由于江泽民利用了中共邪党，把很多无辜者绑架在贼船上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
二十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还洪扬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段历史中也记载了每个生命善与恶表现。真诚希望那些被江氏和中共利用的生命，早日觉醒，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