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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酷刑九死一生 黑龙江伊春市女教师控告江泽民
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为泄一己之妒忌，亲自发起、计划、实施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控告人江泽民下达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指令，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败坏了国家体制、宪法及法律，致使控告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根据宪法、刑法，被控告人江泽民犯下了如下罪行：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剥夺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遭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剥夺公民财产罪（师父法像、手抄本《洪吟》等私人物品）；非法搜查罪（两次没出示任何证件进行搜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撬窗户强行进入搜查）；非法拘禁罪（绑架到金山屯区的“公安局会议室、街道办事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等”）；故意伤害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酷刑折磨、鹤岗二看酷刑折磨）；侮辱罪（污蔑法轮功）；诽谤罪（诽谤法轮功）；暴力取证罪（派出所撬窗户强行进入搜查）；虐待被监管人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酷刑折磨、鹤岗二看狱酷刑折磨）；徇私枉法罪（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发动迫害法轮功）；刑讯逼供罪（被检察院起诉科的警察刑讯逼供用皮鞋踢伤脚面），绑架罪（在家被绑架三次，）；侵犯通信自由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扣留家人寄的信件）；滥用法律罪（滥用刑法第三百条）；破坏法律实施罪（破坏宪法实施）。
关淑玲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严重的心脏病痊愈，大脑供血不足的病症消失，颈椎上鸡蛋大的包不翼而飞，肩周炎病症没了。她儿子从小就患有“隔代遗传胎带来的角膜溃疡”，家里倾尽了所有的积蓄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一九九八年几近双目失明。在关淑玲修炼法轮大法后，给儿子读了三天《转法轮》，儿子能睁开眼睛后，自己看了三天《转法轮》，仅仅是六天的时间他的眼睛就痊愈了。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关淑玲与丈夫都被绑架的日子里，年幼的儿子孤苦伶仃，在这种长期的重压下，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原来能歌善舞的他现在孤寂寡言。
下面是关淑玲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
在中共对大法弟子的十几年迫害中，我经历了两次劳教，一次判刑，无数次的非法拘留，其中经历的残暴迫害如：支棍镣铐、上大挂、大背剑、地环、众人摔打、灌食、抽血、打针等等。
被停止教学、骚扰、非法关押、劳教
一九九九年五月份，学校五一放假过后，刚上班，校领导就把我们学校炼法轮功的人员都找到办公室，每个人过筛子，必须保证不炼法轮功了，才允许继续教学，可我觉得师父救了我们家三口的命，我怎么能忘恩负义、失去做人的原则呢？就这样我被停止教学了，班级学生可不干了，他们在黑板上用一份纯真的心写上了“我们不要新老师！”在这场迫害中校长也是受害者，“上级”经常因为我的事找校长“谈话”，校长虽然很无奈，也得经常找我“谈话”。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在电视上看到诬陷法轮功很不理解，按正常思维，谁也不会把一群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上亿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他们可能不知道大法的真相，所以就想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晚上，我们全家在经历了围追堵截、历经辗转后，隔日到达了北京。我们在寻找上访的机会，可是上访无门啊。
从北京回家后看到的是大门上贴着封条，进院子看到被撬的门上梁的窗户，进屋里看到的是满屋狼藉，师父的法像被抄走。这之后，我和丈夫就被关到了局里会议室，被逼迫放弃信仰、非法拘禁一个多月。孩子才十一岁失去了父母的照顾，又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真是孤苦伶仃啊！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我与当地几十名大法弟子去政府信访办上访，要求无条件释放被绑架、关押的金山屯法轮功学员。一群警察对着我们没头没脸大打出手，有的被拽上警车，我和李季被挟持到公安局。然后把我们分别非法拘禁在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等处。这次绑架对我进行的非法拘留和非法拘禁一直持续到二零零零年的四月中旬才被无条件的释放回家，持续了六个月。
二零零零年四月下旬，仅仅在家呆了五天的我，又被绑架到金山屯区看守所，之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被迫做奴工挑豆、种菜等，同时被迫洗脑每天听诬陷大法的谎言、看诬陷大法的电视。
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想非法扣留我和丈夫的身份证。派出所长和警察到我家警察扬言：“切断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如果不交出身份证就把我和丈夫都劳教”。他们强行把我拖到派出所，当时把我的膝盖处拖得血肉模糊。我绝食七天，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后才回家。期间，孩子没有父母照顾，电饭锅里的米饭已经酸了，臭了还在吃。迫害给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在鹤岗第二看守所遭“支棍镣铐”等残忍折磨
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中午，我下班在家吃饭时，警车狂叫着来到我家，当即下来几名警察，在我家乱翻一气，搜走两本手抄经文，毫无理由的把平时看电视用的调频器也抢走了。我被绑架到金山屯区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一日，因为绝食抗议迫害，我被转到鹤岗二看继续迫害，我进监房时，警察刚强迫大法弟子看完栽赃陷害大法的录像，所长就领着他的一位朋友来到十四号监房，他以为这种精心炮制的造假录像会使大法弟子受骗，从而动摇对大法的信念呢，就问大法弟子：“你们看完录像思想有什么转变啊，你们还炼不炼功了？”大法弟子怎么会被这种雕虫小技所欺骗呢，当即大法弟子们争先恐后的揭露了邪党对大法栽赃陷害的谎言，并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和修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去做，会身心受益的亲身体验。所长看到欺骗未能得逞，便暴露出地痞流氓的真面目，歇斯底里的吼道：“你们等着，我就不信共产党斗不过你们，治不了你们。”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四日，警察以炼功为由，对大法弟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大法弟子炼功，立掌发正念，警察进来干扰，并训斥监号长（犯人）：“她们炼功你为什么不管？”监号长说，江泽民、共产党都管不了，我怎么管呢。干警听后无理智的喊：“你管不了她们，你别想回家！你判缓（判三、缓四）我这里也不放你回家！”
接着，又进来一群警察带着皮带、“小白龙”等，把我们从炕上拽到地下连踹带打推搡到走廊，我们不停的喊“法轮大法好！”并说警察打人是执法犯法，他们却邪恶的大叫：“上头有令，打死炼法轮功的算自杀！”他们一边喊，一边气急败坏的把前几位大法弟子支棍镣铐，然后又到附近的监狱、看守所收集刑具，还不够用，就现买材料焊了很多刑具（支棍镣铐是约一米长的铁棍上焊上脚镣，把双脚用铁环分别固定在支棍两端，然后串上手铐，再把双手铐上，这样被铐的大法弟子不但身体无法坐直，而且吃饭得靠人喂，上厕所得用人抬）。
当时，二十六名大法弟子都被他们强行砸上支棍镣铐，坐在地砖上。当时正是穿绒裤的季节，监房里本来就阴冷，再长时间坐在地上，那种冰冷有冻骨头的感觉。即使如此，警察为了加重对我们的迫害，又弄来了电风扇，对着我们打开吹。大法弟子没有一个怕冷的，狱警们见此情景又变换了招数，下令给刑事犯轮流看管大法弟子，昼夜不许闭眼睛，并有意煽动说，法轮功这样，你们就跟着倒霉吧。如果干警在监控室看到有闭眼睛的，就惩罚刑事犯。在这种邪恶的监控下，只要大法弟子一闭眼就立刻会遭到水浇或打骂。一次一位刑事犯看我们锁着刑具整日整夜坐在冰冷的地砖上，她实在不忍心就随手给大法弟子披了件衣服，结果没过几分钟就冲进来几名警察给她砸上了脚镣。
警察曾说这种酷刑三天就可以使臀部腐烂，大法弟子承受八天酷刑没有一个臀部腐烂的，警察都觉的不可思议。又过了几天，十三号监房也有二十五位大法弟子遭此迫害，最长时间持续了半个月。从我亲身经历的迫害事实，我明白：原来鹤岗二看的“先进”是迫害人招数的“先进”、酷刑“先进”、警察凶狠“先进”。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我遭受这种酷刑第八天被金山屯区公安警察带回（公安局政保科长到我丈夫工作单位勒索一百五十元钱），手被单铐在椅子上一夜，五月二十二日我被绑架到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并告诉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大约在劳教所被迫害两三个月吧，我又被带回金山屯区看守所把对我的三年劳教改成了判刑四年。这种视法律当儿戏的卑鄙荒唐手段实在让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不齿。这期间所谓的提审，我被检察院起诉科的警察刑讯逼供用皮鞋踢伤脚面。
非法庭审时我给当庭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庭长张海涛无奈的说：“那时你不让别人知道在家炼就好了。”旁边的女陪审员说：“我说庭长啊，这里可是法庭哎，咱们不能这么说啊！”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暴打、吊铐、地环、大背剑等残忍折磨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被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在这里的每一天，刑事犯受恶警指使寸步不离的看管大法弟子，甚至连洗漱和上厕所都跟着，随时都有被刑事犯打骂的可能，别说人权了，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在集训队里，我要求写申诉，被狱警暴打耳光，打的我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差点昏厥过去才罢手，之后还把我强行关小号，戴地环，长达一个多月之久。
后来把我分到一监区，因我不背报告词，被强行整日整夜罚站好几天。然后强迫我做奴工，在超强的劳动下，不给大法弟子记分减刑，我们问队长此事时，队长说：“你们不是犯人，只有不炼了（所谓的转化）才可以减刑。”
二零零三年的一天，有犯人说我没戴名签，王博涛等人就把我关进电工房，用手铐铐我两天两夜。二零零三年四月在一监区抗劳不出工被拽、打，强行逼迫出工。
二零零三年五月因抗议做奴工，我和张连文、张淑芬、梁伟被关进监舍狱警办公室强迫罚蹲，不蹲就指使犯人暴打、用绳子绑，并由犯人念诬陷大法材料强行洗脑。由于我们坚决不妥协，后来我和张连文、张淑芬、梁伟被关进小号很长时间才被无条件放回。从小号放回时，我已经被迫害的全身浮肿，手肿得象馒头，每走一步，每动一下都撕心裂肺的痛，不能洗衣服，连端饭碗都很吃力。大法弟子孟淑英帮着洗衣服。
二零零三年六月中旬我们拒绝出工、穿囚服，被犯人生拉硬拖的弄到车间干警办公室，我在车间电工房内双手吊铐，一上一下坐在铁凳子上，几天几宿不放下来。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日因为我晚上炼功，次日狱警上班就让犯人把我拽到狱警办公室，然后狱警指使犯人对我实施酷刑迫害，想逼迫我保证不再炼功。她们对我说：“你保证不再炼功就让你回去，否则对你不客气！”先是五、六个犯人按着把我嘴粘上胶带，想不让别人听到我遭迫害时的喊声，接下来用围裙蒙住我脑袋，然后对我拳打脚踢，打了一阵子，把围裙拿下来，又给我上酷刑“大背剑”。过一会看我还不屈服，又把电棍拿来，在我眼前弄的直闪火花、“啪啪”做响，准备电我。
从早上八点多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撤下大背剑酷刑。这次酷刑持续七个多小时，期间没让我吃中午饭，不让我上厕所。后来我要求上厕所，监区长把我叫去说“不让你表态炼不炼功了，你回去吧。”张淑芬、谢亚琴被关在一监区电工房也遭毒打，电棍电。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份我们在车间不报数、监舍不点名，被罚脸对墙码小凳一周，不让闭眼、说话，由犯人看着。
二零零四年元旦，我和张林文、孟淑英、高秀珍、张丽萍、张静、刘淑芬、阎淑华、宋青、张淑芬等十九名大法弟子被关在洗漱室，站一宿不让睡觉，由刑事犯监管。二零零四年二月，我们十六名大法弟子被强制在车间厕所边面墙码坐，由刑事犯监管。
二零零四年的二月初，我的家人来信，犯人都想看看我的家信，可是给他们看完这封家信后，还有良知的犯人都哭了，之后信被犯人王博涛抢走送给大队长。这样信被大队长无理扣押后，我索要自己的信件时，却被大队长在一监区当场踢打，大法弟子张立平上前阻止，大队长将张立平和我拖入办公室，先实施大背剑酷刑，直到我要昏过去，才改成背铐酷刑（铐在办公桌腿上）至深夜十二点多。张立平也被实施大背剑酷刑，同时遭殴打。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日以来，我们三十六位大法弟子一直都被强制“码坐”迫害，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每天坐十三个小时。除每天方便三次，吃饭三次外，不让活动，必须在小凳上坐着。恶警令两名犯人看着，犯人时不时的就会对我们打骂。
二零零四年三月八日，大法弟子谢亚芹因要求上厕所，被犯人打耳光，我们制止行恶。狱警叫嚣“你们不是犯人把囚服脱了呀”。我们同牢房三十几名大法弟子都脱掉了囚服。下午一点多，两大队长带着狱警、二十余名犯人拿着绳子把我们分别拖到厕所、水房、监舍，绑到床梯子上。我被双手背铐在监牢坐在凉地板砖上，二十四小时这样铐着，晚上不许睡觉。
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上午，我和于秀英被反铐在水房的暖气管子上，下午二点左右我被上大吊挂（双手后背铐，挂在二层铺的最高处，先强制拖、架起站在小凳上，挂上之后，踢开凳子，脚尖刚粘地），于秀英、张晶和我在同一个监舍，我被上大挂，大法弟子于秀英、张晶制止，结果被犯人打我们三人嘴巴子，还把栓我上大挂的绳子往上拽，使我脚尖离地，整个身体悬在空中。我被吊晕过去放下来，强行塞了速效救心丸，苏醒后又继续吊挂起来，一直吊到后半夜。期间我被吊昏两次。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八日因不戴名签，由狱警带领犯人将我背铐上大挂，脚尖点地并遭犯人辱骂，至昏死后放下来。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四日晚，我们大法弟子不点名，遭到犯人毒打，多数大法学员都被打，有的被打得过后很长时间依然疼痛难忍，有的鼻子被打出血。监狱长来到现场后，不但没处理犯人，反而把我们大法弟子强迫坐在冰凉的地上，戴上手铐“反省”，后改成背铐床头站一宿。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五日犯人把我背铐上大挂，脚尖点地至昏死状态才放下来。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争取学法和一些我们应有的正常权益，我和大法弟子张晓波脱囚皮，由狱警带领犯人将我背铐挂吊起，脚离地约二十公分，至昏死后放下，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并让狱医商晓梅打一针“冬眠灵”后又吊起（这次脚尖点地）。由于我仍处于昏迷状态，持续约二十分钟后改坐地背铐。后来从十二月二十二到二十九日张晶、张丽萍、我被手铐铐站，晚上我被送“监管室”坐铐。次日又被前铐吊挂（脚能挨地）在监舍自己的床铺边。白天夜里连续吊挂，晚上不让睡觉。
这次酷刑一直持续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把我叫到狱警办公室说丈夫和孩子来见我，其实是狱警安排丈夫来劝我顺从迫害。结果丈夫刚走狱警再次带着犯人将我背铐挂吊起，脚尖点地、至昏死后放下，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由狱医商晓梅用长针扎人中处。苏醒后改为坐铐。晚上不让睡觉。
一直持续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被刑事犯单独隔离包夹在病号监区，由犯人将我前铐挂吊起，脚能着地。除上厕所、吃饭、晚间睡觉铐在床上外，持续吊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午。有其他犯人去看后说吊得低，从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午一直到十三日上午约九点左右前铐挂吊起脚尖点地，除上厕所、吃饭、晚间睡觉铐在床上外，持续吊着，期间昏死两次，手麻木很长时间。二零零五年一月中旬才回监区。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一点多，狱警带着六十多个犯人从车间返回监舍，将陈伟君、于秀英、高秀珍、高桂珍、张静、我等大法弟子强行裹挟到五楼卫生间隔壁空屋。犯人搬、拽、踹、踩、掐大法弟子的手、脚等处，有的犯人甚至还坐在大法弟子的腿上，使用最下流的语言嘲笑、侮辱大法弟子的人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十五人绝食要求找干警谈话，无人理睬。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大法弟子为抗议迫害，拒绝去空屋进行所谓的“学习”。经“值道长”向狱警汇报后，狱警立即带领几十名犯人回监舍，不由分说，将大法弟子从各屋抬、拽、推、逼到“空屋”，然后十五个犯人对大法弟子继续施暴。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狱警带着犯人，一窝蜂冲进我们被强制码坐的小屋，有的几个围着一个，生拉硬拽，推推搡搡；有的干脆把人推倒，拽手拽脚抬了出去，抬到楼上。我是被四个犯人拽着胳膊、拽着腿抬到楼上的。六楼办公室，临时抽血处。屋里满满一屋子人，有一个穿白大褂的，还有狱警。监狱医院的犯护拿起针管，就往人胳膊上扎。有挣扎的，蜂拥上去一群人抱着拽着摁胳膊，直到抽出满满一粗针管血才罢休。过后，只见地上桌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滴……知情的犯人过后说，都装到了塑料袋里密封包装，标签上是个人信息。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和大法弟子开始被灌食（一天灌两次），灌食三天，狱警终于允许我给监狱狱政科写信。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四日晚，为证明我们不是犯人，我们不点名蹲报，狱警不让犯人回去睡觉，让她们陪着我们点名，狱警大吼一声：“我一个人就能劈了你们十四个。”于是骇人听闻的暴虐行动开始了，“摁蹲”演变为“练蹲”，在狱警的监视中，刑事犯一次次将大法学员们一个个摁，一次次拎，夹带着拳打脚踢。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晚，我们不点名蹲报，当班狱警领着犯人，对犯人说：“操练！”犯人在走廊开始摔打大法学员，打了两轮后，对面的大法学员喊“不许打大法学员”。狱警让犯人进屋打。每个屋都有事先安排好的人看着打，狱警在犯人给搬的凳子上亲自指挥，我被犯人拽到监舍，并强行把我们打倒在地，四、五个犯人一齐上，拳打脚踢、并捂嘴巴；然后拽起来，再按倒。
我就这样被不停的摔打，打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摔打的几乎昏觉过去，胳膊被摔“喀嘣”响，由于响声太大了，犯人们都惊呆了，才停止对我的迫害。我一只胳膊被摔得不能动弹。此后大法学员张林文、张晶和我一直没有蹲报，每天点名时都由四、五名犯人同时按倒在地。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与于秀英、范国霞、李洪霞、张丽萍、张晓波、宋青、高桂珍、刘学伟等被刑事犯强行按蹲、踹、踢。
我绝食抗议时被强行鼻饲，被犯人看管施暴。由狱警坐镇，狱医犯人桑小梅亲自鼻饲，四、五个犯人对我抬、拽、摁强行施暴。他们把食管从鼻子插进去，从嘴里拽出来，反复插、拽，最后给我灌完食，拽出食管，食管从胃里带出约三厘米高的血。当时看到对我惨无人道的折磨，犯人都哭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五日出监那天因不穿监号服，被狱警唆使一帮暴力殴打，并强行套上监号服，然后被拽胳膊，拽腿的抬到监狱大门口，才允许脱掉监号服。
二零零九年夏季三名警察出示公安局的搜查证到我家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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