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后,我所在的学校校长就不断的找我,以停工资、停课、直至开除相威胁,要我放弃修炼大法。那时我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元左右,可他们想将我放哪就放哪,他们不用我了,我就觉得自己无法生存下去了,所以那时的压力非常大。后来一连串的非法关押、判刑,我逐渐清醒了:我不能依靠这个迫害大法的邪党来生活。
在邪恶的监狱中,警察要我去做奴工,我说:邪党迫害我,我还去为它干活?在监狱中,我从没干过活。但我也在想,邪恶迫害我们,但我不能把迫害当作借口,我得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得为我的亲人负责任。于是我每天除了把所记得的师父讲法背一遍以外,也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包括五笔打字。而今天,这些都派上了用场,包括我现在的交流文章,我是一边想着要写什么,一边就在电脑上打字出来了,几乎就象在纸上写字一样的自然。
出狱后,我得知学校已经找了个借口将我除名了。于是,我和家人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刚到新城市,一切都得花钱,租房、买卧具、厨具,把我们手上的钱用了个干干净净,为了补课,我还借了几千元钱买了台新电脑。不久,我找到一个小的补习学校教书,每月工资四千多,才算安定了下来。
一年后,我有了自己的学生,每月能挣八千左右,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都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可以自由的学法、炼功,晚上上完课后,就走街串巷的发真相资料。
后来由于儿子的学籍问题,上学很困难,我又到一所私立学校任教,每月六千元左右。那时学校的课很多,一方面我得教好学生,另一方面我还得去讲清真相、救人,时间少。于是我选择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我买了一辆电动车,下了班就和妻子一起上街,打真相电话。由于这间学校是封闭式管理,校长不喜欢老师们经常往外跑,有些老师好打麻将,经常晚上出门,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上班,校长很不高兴,时常在大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还因此开除过老师。这引起了我的思考:常出去吧,校长不高兴,不出去吧,这讲真相救人可是个大事。我得有大量的时间来讲真相、救人。于是我又选择辞职。
其实当时有许多的困难,包括儿子的学籍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救人是第一位的。而当我们下定决心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离开这所私校后,意外的结识了两个老师,都很有能力,于是我们办起了补课点,而且操作得很顺利,专业化分工很明确,各负其责,教务老师排好课,我们只管上各自的课就行,很省心,而且每月收入总在一万元以上。
当初我们经济上被迫害很艰难的时候,岳父总是叫我们周末去玩,然后弄一满桌的菜,说是给孙子吃的。我们都知道,他是想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姨姐们有时也请我们去帮一下忙,然后送我们一大提兜鸡蛋或肉食什么的。我心里明白,他们只是同情我们,但对大法还不认同,因为他们看到善良的人总是受欺负而不得好,还给亲人带来麻烦,所以不觉得“善”有什么好。我想,大法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与思想境界的提高,他们都看在眼里,但在邪恶的迫害中,生活上的困难把这些都给掩盖了,致使他们不能认识到大法的美好,甚至有的人病的很严重,也不愿意来学大法。所以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迫害,同时也是对我们亲人的迫害。
我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向他们展现修大法的美好,救他们。这几年,妈妈的生活费用几乎都是我在付;大哥去世后,我与亲人们商量着办丧事,我承担了主要费用,还给了大嫂留了钱(她没有工作),并出钱给家里打井;三哥买房子,我资助他一万……亲人们也从中认识到我们修大法的美好,去年过年,已有几个亲人三退了,其中大嫂还主动要求学大法。
经济条件一步步改善,而我们的生活依然简朴。有几位被邪恶迫害的同修先后到我们家住过,同修A在我们家呆了一个多月,期间还有个小笑话。那天他刚来时,因为是另外同修介绍的,与我们不认识,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他说没吃,又问他吃东西有没有特别的喜好或忌讳,也说没有,于是我亲自给他下了一碗面条。同修A边吃,我们边围着他说话,他吃的很慢,我们也没有注意。后来他说:那天的面条没放盐,桌上又没咸菜,又不好意思说,他是强咽下去的。难怪他后来老是抢着做饭。
同修B做了几桩生意都没成功,我和他交流自己对做生意的体会,就是心要正,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赚钱?赚钱干什么?刚开始同修B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特例,没太在意。一天他突然对我说:遇到同修C,和你的体会一模一样。同修C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赚钱的目地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好,还是为了救人?是为了自己摆脱魔难,还是要展现出修大法的美好?同修C说当自己摆正这些关系之后,他发现总有人找他合作做生意,甚至没钱都要先借给他,反正是要他参加。而且每桩生意都赚钱,好像是有人送钱给他赚一样。我听了也很感慨,师父说过“富而有德”[1]的法理,这不也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间的展现吗?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出。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富而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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