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丽霞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点多钟，被警察入室绑架劳教时，她女儿只有二十二个月大，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了，放声大哭。二零零五年二月末她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时，家已经没有，孩子的爸爸开始让她见了几次女儿，后来就不让见了。
天下的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儿女，天下的儿女谁不想和自己的母亲相依相伴，天伦之乐人之常情，然而，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的这场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却使家庭破碎，夫离子散，骨肉分离的人伦惨剧不断在中国大陆上演。
下面是盛丽霞女士，一位善良妇女，诉述她在工作单位和家庭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盛丽霞，今年四十一岁，曾在丹东市国税局工作。我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得法时的兴奋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真象得到了宝贝，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我努力的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做个好人。
本来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大学毕业不久，我参加了工作，成为丹东市国税局的一名科员，在国税局工作期间，我勤恳认真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在办税大厅工作，同时又做会计统计工作，身兼多职。我经常帮助纳税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一次休息天我正在家洗衣服，科长来电话说有一个企业有急事，让我去趟单位，我什么也没说就去了。做会计统计工作，每月都要上报报表，要求时间性很强，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从来没有耽误报表上报，特别是年终报表必须一月一日上报，这样每一年我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钟，从没怨言，而是认认真真，有一年被评为辽宁省国税系统统计工作先进工作者。
在生活中，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丈夫也在国税局工作，女儿天真可爱。有一次，丈夫因为车棚和邻居发生矛盾，邻居找到丈夫工作单位，使丈夫难堪，丈夫不肯示弱，这时，我想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我就好言相劝丈夫，使他放弃了车棚，避免了矛盾升级带来的恶果。
但是，一九九九年之后，单位不断对我进行迫害，先后在单位给我办洗脑班，押送当地洗脑班，上报市政府，串通六一零，绑架判刑，直至开除公职。丈夫也因无法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身心疲惫，不堪重负，最终选择和我离婚，而且不准我探望孩子。我的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邪党给拆散了，骨肉分离。我遭受了数次迫害，十年炼狱，期间经历了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精神上和身体上备受折磨。
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
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丹东市国税局涉外分局局长王允涛知道我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一直在秘密监视我。一次，单位评先进，民主选举时我票最多，几乎每个人都选了我，票数第二的只有两票，但是局长王允涛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把先进给了只有两票的人。当这个得了先进的人向我解释这件事时，我只是淡淡的一笑，并不在意，并且衷心祝贺她。二零零二年四月局长王允涛，赵胜晨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受益，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上报市局，市局主管思想工作的局长高勇找我谈话，要求我放弃修炼。他们看达不到目的，就在单位给我办了一个转化班，专门转化我，他们拿来污蔑大法的书让我看，我不看。
同时，他们把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因为我与丈夫是一个系统的，所以他们对丈夫施加压力比对我施加压力还容易，丈夫忍受不了，以离婚要挟我放弃修炼，夜间不回家，还对我大打出手，我正在打坐，他朝我的后心狠狠地踢了一脚，将我踢倒在地，我忍着疼痛从地上爬了起来，也没说什么，他见此情景，发疯般冲到里屋，将衣橱里的衣服撕扯，扬弃了一屋一地，衣橱里挂衣服的铁杆也被他折断了，满屋狼藉。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我抱着女儿，哄着她不哭。而丈夫还不算完，又打电话把我父亲和妹妹都找来了，老人来了，看到这种情景心很难受，让我带孩子回家住几天，但我知道这些都是邪恶的压力逼迫丈夫这么做的，我不怪他，在父亲家住，我心里也惦记着丈夫，就带着孩子回家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单位找来了振兴区公安局的警察，准备把我送到丹东市在劳动教养院办的洗脑班，我走了，单位领导吓坏了，对我丈夫施加压力。我走脱后，无处可去，我想丈夫能保护我吧，就给丈夫打了一个电话，丈夫找到了我，开始苦苦哀求我写保证书，我的正念动摇了，后来由丈夫口述，我写了一份保证书，晚上，丈夫拿着保证书到领导处交差，领导说不合格，得重写，当丈夫垂头丧气的回来让我重写保证时，我想我这是在害丈夫呢，我拒绝了。于是第二天早晨，单位领导来到我家，在单位领导和丈夫的押送下，来到单位，警车早已等候多时了，我被押上警车，押送洗脑班。
望着疾驶而去的警车，丈夫抱头痛哭。在洗脑班，一开始，让我看一些污蔑大法的片子，让我写感想，我就写弘扬大法的，讲真相的内容给他们看，一位政法委的领导说：“别人在外面发传单，你在这里发传单。”之后，他们动用亲情来转化我，让我父亲来看我，叫我转化，看达不到目的，教养院的一个女警察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大打出手，扇了我好几个大嘴巴子。他们又让我丈夫带孩子来看我，幼小的女儿只有十九个月大，女儿见到我，喊了一句“好妈妈！”就扑到了我怀里。丈夫又苦苦哀求我写保证书，望着年幼的女儿和愁苦的丈夫，我心如刀绞，但是我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放弃自己的信仰，丈夫看达不到目的带着女儿愤愤而去。
最后，他们使用强制手段逼迫我写保证，一天晚上，我被带到一间屋子，两个男警察，逼我蹲在地上，他们手里拿着电棍，后来，他们用手铐将我双手铐住，拽住手铐用电棍往我身上电，一人用电棍往我腿上电，一人用电棍往我头上电，我不停挣扎，手铐越勒越紧，我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违心的写了保证书。他们放我回家时，我的两个手腕青紫，两只手不能活动。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回来后发表了严正声明，作废所谓的“保证”。
丹东市政法委，六一零知道我是违心写的保证，他们并没有放过我，两个多月之后，他们又对我痛下毒手。
两岁女儿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点多钟，二街派出所的一个户籍警察敲我家的门，因这个户籍警是我同事兼好朋友的亲戚，所以我也没多想，就去开门了，一下子冲进来好几个男便衣警察，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要把我带走，我说要换衣服让他们出去，他们不让我换衣服，也不出去。我找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出门时，一个警察使劲拽我的衣袖，盖住手铐，还说：“别让人看见了。”可见他们做贼心虚，害怕人家知道他们夜闯民宅，绑架好人，他们在犯罪。把我带走后，他们又开始抄家，什么也没找到。
天天由我陪伴的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的女儿，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了，放声大哭，丈夫怎么哄也哄不好，无奈之下，丈夫只好给他母亲父亲打电话，把我婆婆公公半夜叫醒，找到我家来哄孩子。当他们好不容易将孩子哄睡了，已经是下半夜了，极度的痛苦与哀愁让精疲力竭的家人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
他们把我抓到二街派出所后，把我关在铁笼子里，让我双手放在铁笼子外，用手铐铐住，定位在那里。第二天，他们就把我关在铁笼子里。第二天晚上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并没投入监室，而是在提审室将我固定在提审室的椅子上，两脚离地，一只手用手铐铐在椅子上，不让睡觉，使用车轮战术，四拨警察，二人一组，每六小时一换，不分昼夜提审。其中有两个年轻的恶警，将我双手拧到背后，一上一下用手铐铐住打大背铐，并强迫我以这种姿势站马步。
我被抓后就绝食抗议，几天没进食，没睡觉，再加上这种折磨，我被迫害的出现了心脏病症状。两个恶警怕担责任，就又把我铐到椅子上。在我绝食第五天，第六天给我插管灌食，并把管子留在我胃里，我把管子拔了出来。在提审了我五天五夜，没有任何收获的情况下，把我投入看守所监室，这时，我已经绝食了六天了，身体很虚弱，在看守所监室我也绝食抗议迫害，看守所警察王静和一个男狱医找了一根很粗的胶皮管子给我灌食，一次，她们给我灌了一大盆苞米面粥，涨的我胃痛难忍，我强挺着，灌完食一拔管，粥从我嘴里全吐了出来。
在我绝食十三天时，身体已虚弱不堪。丈夫在外面知道我绝食抗议，也是想了各种办法，托了各种关系，总算把我保外就医。那天晚上五点多钟，丈夫把我背出看守所送去医院。
在我被抓走的不几天，就是妹妹早已订好的结婚的日子，在举行结婚仪式上，妹妹想到姐姐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被抓被关，绝食抗议，生死未卜，不由悲从心起，止不住的哭，坐在台下的父亲更是痛苦不已，不住的流泪，本来应该是欢庆喜乐的日子，他们却陷在痛苦之中。不仅我在遭受迫害，家人们同样也在遭受迫害，整个仪式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好在妹夫和妹夫的家人都是善良人，都能理解。
我身体稍有恢复，就回婆婆家看女儿。当门被敲开时，女儿以为是爷爷回来了，从屋里喊着：“爷爷回来了！”跑了出来，当见到是妈妈时，女儿惊喜不已，高兴的不得了，围着我转来转去。婆婆对我说：“你不知道，自从你被抓走之后，孩子在我这只要一听到敲门声，就会高兴的从屋里跑到门口，大声喊着：‘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当门打开，她一看不是妈妈时，就会非常失望。”奶奶看到孩子这样，心疼不已。听到这些，作为孩子的母亲也是心如刀绞。
非法劳教三年
太平派出所的警察看我身体稍有好转，就想把我抓回看守所，他们诱骗我丈夫说了解点情况，让我丈夫把我带到派出所，于是我丈夫把我背到太平派出所，在未获得任何口供的情况下，让我丈夫把我背到警车上，押送入看守所，之后，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到马三家劳教所。马三家劳教所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我被送进去的时候，正赶上强制转化，劳教所里血雨腥风，我经受着酷刑折磨，精神摧残，而家庭的魔难更是雪上加霜。婆婆因为恐吓，忧虑，身染重病，罹患癌症，在弥留之际，执意让他的儿子和我离婚，后来和丈夫的不几次接见中，他谈的都是离婚的事。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是也没有挽回丈夫的心。二零零四年四月末的一天中午，丈夫带着两个法院的人到劳教所和我办离婚手续。我说不同意离婚，丈夫说他母亲临终前就想看到这份离婚协议书，让我满足她老人家的心愿，我不得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孩子抚养问题上，法院说我当时没有抚养权，为让我签字，丈夫说我回去后，孩子愿意跟谁就跟谁，但是我回去后他就变卦了。
在劳教所里，我很想念女儿，在女儿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诉说了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和她小时的一些事情，也讲了我遭受迫害时她经历的事。劳教所的警察黄海燕扣留了我的信，私自就剥夺了我的通信自由，并且在我绝食心脏出现问题保外就医时，搜查我的物品时，将我写给孩子的信的底稿扣留。坏人做贼心虚，不敢让人知道真相。
二零零五年二月末我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我回来后，开始孩子的爸爸让我见了几次女儿，后来就不让我见了，我到幼儿园去看女儿，他也不让，见不到女儿我心里很难受。
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涉外分局已经解体，我被分到振安分局。我想到单位上班，可是单位说我没到期不让我上班。如果按邪党诬判我应该九月末到期，而马三家劳教所以我在劳教所喊“法轮大法好”加期一个月，在十月末给我开出解教书，我到单位要求恢复工作，人事科长焉博让我写个不修炼的保证，我就写了一份讲述大法洪传真相和自己遭受的迫害以及劝善，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单位上报了政法委，政法委来了两个人，后来，单位只是让我写了一个工作保证就给我安排了工作----在申报大厅销售发票。但是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我就对这个处分申请行政复议和要求补发被非法劳教时的工资，行政复议结果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工资也不给补发。共产邪党所谓的行政复议权只是充门面，摆样子，实质是不会让人得到真正的权益的。
恢复工作后，我依然按照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热情接待来买发票的企业办税人员，经常占用自己的吃饭时间给他们办公，许多人都觉的过意不去，对我很感谢，这时，我就告诉他们我修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有一次，我给一位会计讲真相，他说：“我从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但也有的不听真相，到局长王晓波处对我构陷，还有的举报我。税务部门历来是衙门作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而法轮功学员按照师父的教导，表现出来的高境界让中共很尴尬。一次，一位企业会计来买发票，新换的系统专管员没给做好，不能卖发票，但是企业又很着急，这本来不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但我看他很着急，就打电话联系专管员，可是专管员找不到，我又打电话找到别的同事联系专管员，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当时企业会计很感动，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的善良。他说要给我写一份表扬信，我说：“不用写表扬信，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真善忍的好人。”他听了很感动。
二零零五年底最后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大厅被打扫干净，大屏幕也被打开，还摆了许多水果，我们被告知一会某位副市长要来慰问。一会副市长前呼后拥的走进大厅，照相机闪个不停，录相机追着他录个不停。副市长象征性的走到一个窗口，和一位税务人员讲了几句，看到这些，我的心很难受，就走出了大厅，一会我回来时，他们已经做完了秀，拍完了就都走了。共产党总是搞大好形势，我做会计工作知道，每年上报的数据都有水分，很多时候，为了完成任务都是从纳税人处先征收上来，有了数字，报了表，再退回去。共产党宣扬的税收连年增长都是虚假的。而共产党又把这一切作为它统治合法性依据，领导的历年的慰问走秀，又把人民的辛勤劳动都归功到了党的英明领导，抢了人民的钱，还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这种厚颜无耻的事只有共产党才能干的出来，想到那些还在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我不禁潸然泪下。
再次绑架、诬判七年
国税系统每年都要求干部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为的是杜绝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所在的振安分局，去年有两个局长因受贿被判刑，一个正局长，一个副局长。一个判长刑缓刑，一个判短刑监外执行。科长让我签，我不签。副局长找我谈话，我说：“党风本来就是腐败的，那个东西改变不了人心，想要规范人的行为，人心不改变，看不见时，他还会干坏事，所以这个东西连人的行为也规范不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两个局长受贿被判刑了。我是修炼人，我会按大法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我会按师父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过年时科长给我购物劵我没要。共产党本来就是腐败的，那些东西都是欺骗老百姓的，我不会签字的。”副局长说：“我们也不能给你单独整个东西呀。”就汇报给了局长王晓波，王晓波上报市局，市局上报市政府，市政府派六一零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在申报大厅绑架了我。
那天是申报期最后一天，申报大厅挤满了人，我正在卖发票，人事科长焉博下楼来对我说：“外面有人找你。”我正在忙着卖发票，脱不开身，就说等一会。这时一个会计和一个税务人员过来对我说涉外科的电脑出了问题，让我过去帮忙看一看，我就和他们去涉外科，刚出大厅的门，四个便衣突然从楼梯窜了出来，三男一女，揪住我的脖领子，衣服扯掉了好几个扣，扯胳膊拽腿，将我往楼下抬，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
一楼保安神色慌张的掏电棍，他们把我塞入警车扬长而去。这时，我才看清，为首的恶警是沙月霞，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时，沙月霞是值班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态度很蛮横，法轮功学员虽多次给她讲真相，可是她不相信，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把自己置到了一个可悲的境地。另外那三个男恶警，一个是杜国军，一个曹姓警察。
他们抓完我，从我身上搜走钥匙，搜走MP4，U盘，就到我家抄家，打不开门，又到我父亲家抄家，后来，找来开锁的，把我家家门强行撬开，抢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三台打印机，其中两台喷墨打印机，一台激光打印机，还有很多纸墨等个人物品，后来我父亲去要，他们不给。他们又找我的同事对我进行构陷，其中有一个叫林长青的司机，主动配合公安对我构陷，还有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她们也配合公安对我构陷，昔日的同事朋友，都成了共产邪党利用迫害我的帮凶了，共产邪党就要把人变成这样。
在迫害我的这些单位领导中，王晓波是我女儿爸爸的表哥，其余都是我母亲的同事。我的母亲叫赵广英，一九八四年她以丹东市第五名考入税务局，一直在国税局工作，是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我母亲一直体弱多病，表现出来的直肠癌症状尤为严重。一九九六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身心受益很大，精神头很足，身上也有劲了，身体在逐渐变好，母亲也很愿意和别人谈修炼的体会。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开始修炼，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铺天盖地的谎言毒害了无数世人，单位领导找到我母亲，以工作要挟我母亲，让她放弃修炼，在单位的压力下，在谎言的蒙蔽下，我母亲选择了放弃修炼。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后来到北京做了改道手术。她很后悔放弃修炼，想再修炼，可是各种干扰使她卧床不起，在手术后十四个月抑郁而终。临终前，因后悔放弃修炼，终日寡言。母亲临终前，我正怀孕待产，母亲很想看看外孙女，可是未能如愿，含恨以终。在我母亲去世后一个星期，我生下了我的女儿，也成了一个母亲。
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父亲去看我，不让见，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看守所门前的台阶上默默流泪，久久不愿离去。他惦记着他的女儿，我惦记着我的女儿。
我被诬判七年，二零零六年七月我被非法押送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迫害，十月中旬，单位来了两个人，到监狱来将开除公职的文书送给个我。每次父亲或妹妹来接见，我都会问女儿的情况，他们说挺好的，我以为他们经常去看女儿，三、四年之后，妹妹说漏了嘴，我才知道女儿的爸爸不让她们看女儿，理由是怕影响女儿的成长，他爸爸已经再婚，组织了家庭，并且又有了一个女儿。我父亲和妹妹也认为他爸爸说的对，所以也没去看孩子，只是逢年过节给他爸爸一些钱，从他爸爸口中了解一些孩子的情况。听到这些，我陷在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我求他们去看看孩子，父亲只偶尔一次到孩子的学校找到孩子，女儿已不记的他是谁了，当告诉她是姥爷时，她很迷茫，这时上课了，孩子就走了。他们也怕影响孩子，就再也没去看孩子。
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人称“魔鬼监区”，是监狱中的监狱，地狱中的地狱，七年炼狱，对我身体上和心灵上的伤害都是无比巨大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近在咫尺，见不到女儿
从监狱出来后，很想见孩子，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妹妹送给女儿的爸爸，讲述了真相，并要求见孩子，但她爸爸只看了一点，借口怕“影响”孩子成长，不让见孩子。在监狱里我见不到女儿，回来了我依然见不到女儿，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而这一切只因为我不放弃信仰，做个好人。共产邪党却污蔑炼法轮功的不讲亲情，不管家庭，而许多人在共产邪党的欺骗下，也认同这种说法，造成了对自己的亲人不理解，甚至跟着共产邪党迫害自己的亲人。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洗脑与暴力强制手段，将正常人的思想已经异化到了邪党所希望的和所要求的结果，如文革时的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亲人的告密揭发。
在中国大陆象这样的情况不只我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共产邪党造成的这种人伦惨剧至今还在上演，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母亲被迫害致死，多少孩子无人照顾，流离失所，给孩子造成的心灵上的伤痛何时才能抚平？共产邪党造成的人间悲剧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反复上演，而那些被邪党作为工具利用去迫害自己身边的亲人，同事的人，他们才是最可悲的人，他们成了害人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最让人看不起的。而且当共产邪党觉的他们没有利用价值时，就会将其当作替罪羊。
一个善良的母亲，一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呼唤，停止迫害，为了你们生命的未来，了解真相，快快醒来，看清共产邪党的真面目，不要再助共为虐，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要再成为中共利用的工具，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