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英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五十小时“抻刑”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抻刑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种酷刑，是将腿、手用绳子绑着（或手铐铐着），抻开，一字形分别铐在床的四角，身子被吊起来（见下面示意图）。这种酷刑令人痛不欲生，已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折磨致死、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长春市五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兰英就曾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遭受两次共五十小时的抻刑。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中午十二点，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的管教室里，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张晓辉与两个“帮教”金英淑和吴慧敏，将法轮功学员王兰英绑到抻床上三十六个小时，王兰英两次心脏病发作，晕过去，恶人们借此机会拽住王兰英的手签“五书”；之后，王兰英无法独立行走。

酷刑演示：抻刑

相隔一段时间，“帮教”金英淑向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反映说王兰英（对法轮功）认识不好，恶警金丽华進屋就把王兰英拽到管教室，连踢带打嘴巴，然后，又把王兰英绑到抻床上。王兰英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恶警大队长朱丹恶狠狠地骂：你看她多损，越有人越喊。生产大队长李小华用胶带封王兰英的嘴，打嘴巴，打王兰英的胸部，不让她上厕所。在抻床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四肢上面，王兰英疼痛难忍，痛苦不堪；两次“抻刑”共达五十个小时。

下面是法轮功学员王兰英自述其遭受迫害的过程。

殴打、电棍电击、罚站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我不配合恶警，拒不写污蔑大法、不修炼的话，遭到恶警大队长丁彩虹打嘴巴、电棍电、让几个包夹“转化”，我不听她们歪理邪说，就挨打、挨踢、罚站。

有一次，恶警大队长刘连英值班，晚上七、八点钟，把我找到车间，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她狠狠地打我嘴巴，又踢我。

第二天早晨，刘连英又把我叫到管教室，继续逼迫我放弃信仰，还不让我下楼吃饭，用两把电棍电我身体各个部位，两把电棍没电了，接着对我踢、打嘴巴。

第三天，恶警刘连英、刘淑侠找到刑事犯继续迫害我，罚站、不让睡觉，直到晕倒，这样也不让我上床休息，一直坐在地上，两天后，逼迫我到车间干活。

接触毒性胶的奴工劳动

二零一二年七月份，二大队解体了，我被分到四大队，从早上五点钟起床开始干活，一直到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才能收工，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吃饭、上厕所那点时间，就算休息。

干的活需要用的是生产用胶，叫乳白胶，还有一种浅黄色的胶，毒性大，味也大，大冬天让我们开窗户放味。有来检查的，生产大队长李小华就说：快把胶藏起来。检查的走了，就偷着用，为了榨取更多的黑心钱，不准犯人说生产用胶是有毒的。

“帮教”折磨、上抻刑

二零一二年九月份，恶警找来社会的两个“帮教”来折磨法轮功学员，这个恶主意被所长李红批准。九月二日，先来一个叫金英淑的，九月四日，又来一个叫吴慧敏的，她们与恶警朱丹、金丽华、张晓辉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动用邪恶的“抻刑”。被上“抻刑”的法轮功学员有我、刘君、费桂玲、徐辉、明艳波、张剑英、雷秀香、朴太淑等。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九点钟，先把我叫到管教室，“帮教”金英淑做我的思想“转化”，我不听她的歪理邪说，“帮教”金英淑气得直喊：你犯法了，还不认罪。我说我没有犯法。一直到中午十一点，恶警没让我下楼吃饭。

快到十二点钟，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张晓辉与两个“帮教”金英淑和吴慧敏把我绑到抻床上，我被抻三十六个小时，心脏病发作两次，晕过去，她们借此机会拽住我的手签“五书”。之后，她们让我和两个“帮教”住在狱警的更衣室，我被迫害的不能独立行走，上厕所需有人扶着。每天被逼迫着“学习”污蔑法轮功的东西，不让我躺床休息。

有一天，在“学习班”，我心脏病又犯了，什么也不知道，我醒来，“帮教”金英淑说：你不是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吗？我说：这是你们迫害的，我炼法轮功不但身体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没错。

第二天，大队长、狱警一上班来，“帮教”金英淑向恶警大队长朱丹、金丽华反映说我认识不好，恶警金丽华進屋就把我拽到管教室，连踢带打嘴巴，她们又把我绑到抻床上，两次“抻刑”共达五十个小时。

然后，我和一个法轮功学员明艳波、两个帮教同住在狱警的更衣室，上厕所，明艳波扶着我，她是六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呀，扶我蹲下，还得拽我起来，“帮教”金英淑说我装疼。

家里人来看我，几次不让见，因为我行走不便。恶警朱丹、金丽华等人却说：我认识不好，不让见。

虚假诊断

五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手和脚一直麻木疼痛，二零一三年元旦前，我申请到所外看病。周六那天，大队长金丽华、张晓辉、艾思明、董大夫跟我坐劳教所的车到中日联谊医院看病，把我领到三楼的神经内科。

大夫问我看哪儿，我说手脚都麻木疼痛，是她们绑抻床上抻的，现在都五个多月了，我是炼法轮功的。那个大夫用四寸长、一寸宽的铁板敲我的手，没说什么。我说拍个片子，大夫说：那你就拍。拍完片子，说下午二点取片子，董大夫说，你们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第二天，董大夫来了，把我叫到管教室的走廊，让我看片子，董大夫说：医生诊断，是骨质疏松，年岁大了都这样，多吃点钙片、营养药。我对董大夫说：看误诊了吧，以前什么症状也没有，就是从绑抻床刑开始麻木疼的。

为这句真话，我被恶警大队长朱丹破口大骂好几天。恶人暗暗地迫害我，逼着我在车间里坐凳子贴酒袋、干小零活，到晚上腿脚都肿着，腰也疼，身体越来越严重。

家人力争 走出魔窟

二零一三年四月中旬，家人来，见我就问：你不都上抻床了吗？你不敢说，我们也都知道了。我就对家里人都说了：给我绑抻床了，手脚一直麻木疼痛，走路困难。

女儿、外甥、姐姐他们一听，就和警察吵起来，女儿哭着喊着说：今天必须放我妈妈回家看病。外甥和恶警们吵，又找劳教所的所长。恶警朱丹、张晓辉、丁彩虹她们说：你们听谁说的？劳教所哪来的抻床？外甥又问我：老姨，你说到底上没上抻床？我说上抻床了，这都是真的。劳教所的人一听，都蔫了。女儿一直说：立即放我妈回家。家人据理力争到她们下班。

两天后，家里又来七八个人见我，我对家人说：我不能在这受罪了，一定要回家看病。女儿对我说：一定回家。接见完，狱警把我带回车间，严密包夹，不让我和别人说话，上厕所单独和包夹去，让我坐在车间靠墙一边。

有一天十点钟左右，狱警带我下楼到卫生所，里面有两个人，我不认识，其中男的说：我们是检察院的。女的问，那个男的记录，我从头到尾讲述被迫害的经过，我说的都是真话，前几天，有一个叫费桂玲的又挨她们踢、打嘴巴，头部有包，胳臂疼。在这里挨打挨骂、挨电棍、罚站都是家常便饭。

四月十三日，检察院的二位负责人与劳教所的徐科长、陈大夫、四大队教导员带我到长春市四六一医院看病两次，家人办所外就医，我于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