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器官移植“奇迹”的背后（图）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明慧记者荷雨/穆文清综合报道）“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八个人失去生命！”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活摘器官》的共同作者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每次在讲述自己的调查对象在中国大陆做肾移植的经历时都嗟叹不已。

那是二零零三年，这个三十二岁男子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肾脏移植。因抗体原因很难找到合适供体的他，在那里八天内就获得四个肾脏，却无一合适。三个月后，他又接受了四次移植手术，最终换肾成功。其主刀医生是谭建明，现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副院长兼泌尿外科主任，是中国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器官移植科建设负责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国透析移植研究学会秘书长，二零一四年第九届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仅肾移植就完成四千二百多例。

图1：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东南快报》报导，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牛人”团队创造了十七小时内完成五台肝移植的“奇迹”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的“牛人”团队十七小时内成功施行五台肝移植手术所创造的“奇迹”再引国内媒体大肆鼓噪吹嘘，也被国际社会关注、质疑。据手术主刀医生、该院肝胆外科主任江艺介绍，这五位患者与器官捐献者之前已完成配型，只等捐者心脏停跳取下肝脏，而这五个肝源是当天同时送达的。该团队将这些在同一天“集体死亡者”所“捐”肝源移植给了五名患者。

这类找寻器官的“奇迹”即使在器官捐赠体系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匪夷所思，却在素有保留逝者全尸传统、尚无有效器官捐赠体系的中国，在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在中共各地的军队、武警和地方的医院持续、频繁地发生着，器官移植数量也呈“蘑菇云”爆炸式的膨胀。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中共军队和武警医院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以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为例，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八年的近二十年，该院共实施肾移植八百零八例次，年均三十九例；而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底，不到五年就实施八百八十七例肾移植，年均一百七十五例，是迫害法轮功前的四点五倍，累计完成肾移植三千三百五十八例。由于不能保证每一次移植手术都成功，这些手术背后有更多人被摘取器官。

被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十大人物之一的美国前宾州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Arthur Caplan）对这“为需求而杀人”的丧尽天良的活摘器官罪恶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并年复一年地持续，而认为这“是全人类的耻辱”。

美国前智库研究员、《大屠杀》（The Slaughter）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指出：目前问题的焦点已不是中共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器官“是否发生过的问题”，而是这屠杀“规模究竟有多大”、“数字是多少”以及“是否仍在继续”等问题。

虽然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如葛特曼所说“就象研究星光一样艰难”，然而已捕捉到的大量“微弱的信号”的拼图已能让人感受到这些移植“奇迹”背后的巨大无边的罪恶。

中共前党魁江氏亲自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

二零一四年九月，“追查国际”公布了对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就军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调查报告，在录音文件中，白书忠供认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亲自批示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一方……”

这与二零一三年八月知情人鲍光（化名）向海外媒体曝光的二零零六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德期间亲口承认是江氏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相印证，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是由江氏直接下令、操纵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群体灭绝性大屠杀。

一九九九年七月，前中共党魁江氏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其下达的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和驱动喉舌媒体制造的包括“天安门自焚”伪案在内的铺天盖地的谎言与仇恨宣传，将这场迫害歇斯底里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活摘器官牟利成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上消灭”的重要手段之一。

据中共媒体报导，江氏曾四次会见中共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全军器官移植会议的首席顾问、“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并亲笔签署命令，由中央军委特别举行大会授其“模范医学专家”称号，颁发一级英模奖章。吴孟超是器官移植关键技术——免疫排异反应控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对异体肝移植排斥反应和治疗问题的解决，使活摘器官产业化成为可能。到二零一零年，他本人就完成了四千多例肝移植。

中共军队将活摘器官杀人产业化、军事化

在江氏直接指使下，薄熙来在辽宁大连当政期间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创举”，在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周永康和军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总后勤部长王克和廖锡龙、副部长谷俊山、政委孙大发及卫生部长白书忠之流的全力推动下，在全国推广铺开，中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互相勾结，形成规模庞大的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产业，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中共动用军队、武警，利用各地军事、战备设施建立集中营，并大肆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沈阳军区后勤部的老军医向海外媒体投书揭露：“全国类似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至少有三十六个。位于吉林的代号为6721S的集中营，关押了超过十二万法轮功学员和异见人士；吉林九台集中营的关押人数超过一万四千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法轮功学员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生产原料，成为商品。”

中共以总后勤部为核心，以军队为主导，由武警、政法系统、卫生系统配合，在全国范围内将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注册、验血体检、电脑管理，建立了庞大的活人器官库。总后勤部负责监管统一关押、调度分配、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队医院移植是大头，卖给地方的器官只是额外牟利，目的是把地方医院作为向海外揽客的橱窗。

这位沈阳老军医披露仅他本人经手伪造的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他指出：“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多几倍：如果官方公开数是一年三万例，那么实际数量应是十一万例……中国已在全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在二零零零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上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还因为在此领域的突出‘成绩’被晋升为将军。”

庞大的移植总量 巨大的血腥暴利

二零一四年九月，“追查国际”公布了第一批大陆二百三十一家医院共二千零七名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自二零零零年起，大陆各地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如雨后春笋，多如牛毛，连一些不够资质的小型、专科医院等都开始做人体器官移植。

据“追查国际”对大陆医院网站和在医学期刊论文等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做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超过八百家，完成肾移植超过十六万例，肝移植三点六万例，眼角膜移植十二万例。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的军队总医院、各大军兵种总医院、七大军区十二家总医院、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和序号医院、各地武警部队医院等，都在迫害法轮功之后开始或者扩大了器官移植规模。其公布的一百家军队和武警医院就实施了至少六万例肾移植、一万一千三百例肝移植。

其中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截止二零一三年，累计完成肾移植手术四千二百三十余例，肝移植手术一千二百三十八例；河北秦皇岛解放军二八一医院（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的一部份），只是个二级甲等医院，截至二零零七年四月，这个自称“人员配备少、手术室规模小”的医院同时进行六至九例的同种异体肾移植就达二十八次；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香铁，就曾主导该科室二十四小时内连续完成十六例肾移植；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在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的三年里实施了一百二十例急诊肝移植，受者为入院后平均存活三天的重型肝炎患者，“最短为患者入院四小时即行肝移植。”

因这些作为统计依据的论文只报告了医院移植数量的一小部份，而且只是覆盖有限时间段的阶段性报告，这些数字仅是整个中共器官移植规模的冰山一角。

据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际移植网路支援中心的价目，当时在中国做一个肾移植需要六万多美元，肝移植十万美元，肺和心脏器官要价在十五万美元以上；被总后卫生部命名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第三零九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医疗毛收入，由二零零六年的三千万元增涨至二零一零年的二亿三千万元，五年增长近八倍；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九十年代末开始器官移植，医疗年收入从三千六百万增至二零零九年的九亿多元，增长近二十五倍。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赚取的巨额血腥暴利，可见一斑。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通过一项紧急决议，代表欧盟二十八个国家的五亿公民，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思基斯（Leonidas DONSKIS）指出：“我们无法忽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的性命被作为器官移植和器官攫取的原材料。这是二战和纳粹之后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