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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2年6月14日发表）
冯桂芬坚持信仰遭迫害 家人被勒索巨款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佳木斯大法弟子冯桂芬，因坚持信仰屡遭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受尽恶警的折磨与摧残，恶人甚至连她两岁的小孙子也不放过，给她及家人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以下是她本人自述。
我叫冯桂芬，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前是幼儿教师。得法前痛苦、委屈、磨难一直伴随着我，并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痛，一痛起来就得使劲用手拍打，啥时候头拍木了，才得以解脱。还有关节炎、踝关节炎，尤其是肩周炎使我双手不能向后伸展。就连走路都会经常摔倒，脑动脉硬化导致头皮、手脚麻木。胆囊炎、胰腺炎严重到睡觉时躺下都吃力，腰部必须垫起来，否则第二天后腰背都如坐针毡。一着急上火就高烧不退，有时半夜去医院抢救，还经常犯胃痉挛。感情上的坎坷经历，再加上身体上的痛苦，我经常想到轻生，想去庙里修行，可心里还放不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转法轮》这本书，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许多常人想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生活的幸福充实。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两个月后全身疾病都消失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也走进大法中来了。
九九年七二零后，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只想到政府职能部门去说一句真话：“我师父是清白的，政府镇压错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和两名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到北京我们找不到信访办，听说信访办搬家了，我们只好到天安门金水桥边炼功。不到两分钟我们三人就被警察抓走了，关到天安门地下派出所的大铁门里边。我还看到派出所另一个房间里有位女法轮功学员双手被吊着，满头的长发飘落下来，遮挡着她低垂的脸。恶警手拿着藤条狠命的抽打着她，她却一声不吭。我们喊：“不许打大法弟子。”恶警把门关上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六、七十米的大型巨幅画像后面全是有色玻璃的大客车，装满法轮功学员就开走了。那时的江氏流氓集团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大开杀戒，很多人杳无音信了。
我们仨人被拉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那里已经关了二十多人。夜晚我们无法安睡，只能坐到天亮。第二天下午我单位来了两个人说领我回家，临走让我交宿费八十元。而我只在三个小圆凳上躺了一下，真是横竖遇到强抢的了。
这两个人把我交到佳木斯永红公安分局石秀文的手里，他开票子，不由分说就把我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心里很难过，我活了五十多岁，从没受过任何批评和处分，别说关进犯人待的场所了。
我是因为做好人被关进看守所的，我不是犯人也不吃犯人的饭，绝食九天时被放回，在走出看守所大门很远时，回头看警察还在看着我，并挥手大喊：“回去好好修。”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陈万友领五、六个警察到我幼儿园去骚扰，翻到了大法书和资料，在园里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扔下一帮幼儿，把我押上了他的警车。拉到友谊路派出所，进门就打我，让我说出那几张资料的来源，我不说，两个警察上来揪我头发，连踢带打，头发被揪下很粗一绺上面连带着头皮，他们把我双手铐在床头，身体悬空站不起来，坐不下。我跟警察讲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这样打炼功的人，以后会后悔的。他们嘲笑我，侮骂我。过了许久公安分局来了一个叫郭维山的警察，把我拉到永红公安分局，石秀文说：“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不是你做的，你说出谁给你的我们就放你。我想这个法轮功学员搬家了，我说出来警察也找不到他，就说了他的名字，然后放了我。回家后才明白这样做等于出卖同修，心中懊悔不已。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半夜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和两岁大的孙子正在睡觉，一阵哐哐的砸门声，前后院狗的狂叫把我吵醒，我披衣问是谁，他们让我开门，我不给开，警察砸开门后，闯进一帮警察是友谊路派出所的。他们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走，他们就满屋乱翻，连地毯都掀了起来，把我藏在被子里的大法书都翻了出来，又用放像机一张一张的放碟，把大法的碟找了出来。我说你们看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们翻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怕翻到楼上，因楼上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正在睡觉，为了同修安全，我抱着小孙子跟他们去了友谊派出所。警察威胁我，让我说出资料和碟片的来源，我牢记上一次的沉痛教训，很坚决的对警察说：“你们什么也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炼功没有错，这个功法是真正的正法正道，凡是真心炼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得到了净化。我原来一身的病，胆囊炎、胰腺炎都好了。”一个警察抢着问：“你胆囊炎、胰腺炎都好了？”（听那口气，那个警察象是有这个病）我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人不说谎，真的好了，我炼法轮功四年多，真的是无病一身轻啊！这些年再也不上医院开药打针了。”他们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就放我和孙子回去，我说：“我不会写的，我身体一身的病都是师父给去掉的，我连师父的面都没见过，只看看《转法轮》书，修心向善，事事替别人着想，再炼五套功法，身体那么多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感谢师父还来不及呢，我向你们保证了，那就等于告诉你们我不要命了，我是不会写的。”派出所所长赵华说：“把孩子抢过来”说话间就上来四个警察来抢我孙子，吓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没好声的叫，我死抱着孙子不放，孙子也使劲的搂着我的脖子。赵华说：“上”又上来一个男警察，五个男人抢一个两岁的幼儿，真的是泯灭人性。吓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没好声的哭叫，用祈求的眼神看着警察，可没了人性的警察，全然不顾这一老一小的生离死别的悲痛，死命的和我抢这幼小的生命，我怕把孩子孱弱的身体抢断，就撒开了手。警察把孩子抱走时，孩子吓的哭声已经很弱了。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屋，才发现已有三名同修被绑架到这里，他们把我们四个人都戴上手铐关进了看守所。那些日子，只要看守所的大铁门哐当一响，就知道又有同修被抓了进来，尤其三更半夜，大铁门响的次数让人心痛。
当时被绑架的大法弟子非常多，看守所不断的开新号，装不下了就往佳木斯劳教所里送，我也被送到了劳教所。友谊派出所非法抓了我，还到劳教所里去给我拍照问口供。我问要给我拍照的三个警察：“我犯了你们什么法？你们抢我孙子抓我人，又把我关到这里来迫害，你们拍拍你们的良心，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你们的孙子被人这样抢了去，你们啥心情？你们不怕以后遭到这样的报应吗？”他们说：“这是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上边是错的你们就错办吗？你们家也是有老有小积点德吧，送我回去。”那三个警察你看我，我看你良心未泯，也没说什么，劳教所警察又给我关回了监室。在劳教所里，真的是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煎熬。
二零零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劳教所管教叫我们都到走廊看电视。有一个学员的坐姿被管教说是炼功的姿势，就过去踢这个学员，大法弟子们为制止她行恶齐声说：“管教不许打人。”管教恼羞成怒，立刻拽走三名大法弟子关进了小号。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有五名大法弟子关进了小号。把她们的手反铐在床沿上一宿一宿的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点都不能动，特别遭罪。我们知道恶警们用关小号的方式来威胁、恐吓大法弟子，我们不约而同的集体绝食，直到无条件释放被关小号的同修。恶警张晓丹挨个监室的辱骂我们：不吃饭就给你们灌食。绝食的第四天上午，张晓丹拎个饭桶，里面有半桶大米粥。（我们在这里没吃过大米饭或大米粥，吃的是已有发霉味道的黑馒头，喝的是没有一点油星的汤）张晓丹拿勺强迫每人喝一口粥，我没喝。下午狱医和男警、女警、刑事犯挤了一屋子，要对绝食的大法弟子进行灌食，管教抓住我，把我按倒在床上，有按脚的、有压腿和膝盖的、摁胳膊的。五个人摁着我，狱医开始用手指般粗细的胶皮管子往我鼻子里使劲捅，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最后胶皮管从嘴里吐出来，恶警们一看灌食没成功就松开了手，我跳下了床，把那个胶皮管从嘴里拽出来，管子和嘴里都是鲜血。我说：“你们把我的同修都放出来，我立刻就吃饭。”过一会，进来几个彪形大汉，由于他们没着装，分辨不出是什么人，有一个人一下就把我拽倒，把我手铐在床沿上，脚上、膝盖上、肚子上、胳膊上都坐上了人，又有一个人专门用胳膊肘压在我的腮上，卡住了我的头和脸。七个人压在我身上，狱医又把那带血的管子插进了我的鼻子里，灌了一瓶白色的浆液。那些迫害我的恶警走后，我抚摸着自己的手腕，挣扎中手铐越动越紧，勒进了肉里，手腕有些青肿，咽喉处的脖颈也很痛。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突然感觉胃和小腹部刀绞一样的痛，我大喊开门要上厕所，结果灌进去的白色液体，便出的却是酱色的。不知他们给我灌的是什么，加了什么药，只觉得喉咙干哑、口舌干燥。他们的做法真是人性皆无啊！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要开十六大前，劳教所要向邪党表忠心，开始新一轮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之前他们要找一些借口，把一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学员，大约五十多人集中关到三楼的一个屋里。五个人坐在三块瓷砖的界限内。我们每天坐在七寸高的漆包线轱辘上，连接轱辘的铁杆都是突出于板面的，又不许你在轱辘上面垫任何东西，第二天，臀部被铁杆硌的就开始破皮、溃烂，直至到后来有的学员不敢坐轱辘，只搭一个边，太痛了。晚间睡觉脱裤子，臀部的烂肉粘在裤子上，痛的钻心。坐轱辘时要身子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许动一下，双目要目不转睛的盯在正前方的近四十寸的大电视上，电视上一天二十个小时不停的播放诋毁大法的内容。管教和刑事犯发现谁闭一下眼，就借口延长十分钟再休息。每天从早上五点起床，五分钟洗漱完毕就开始集体坐小凳，直至到后半夜一点或一点三十分，四季周而复始。十月底的一天，男女管教进了一屋子，男管教个个手里拎着电棍都噼噼啪啪放着蓝光，围着中间罚坐的大法弟子，目露凶光的狐假虎威的一圈一圈的转，给我的感觉如同一群饿狼围着我们转。一会女队的中队长张丹拿着几张纸说：“这是转化的学员陈彬的揭发文章，你们每个人都得上来念一遍才算过关，不念就过不了关，打你个半死。”从前排开始一个个的念，不念的就拖出去打一顿，我想：我不念，我是我师父的弟子，不能用我的嘴诽谤我的师父。不念，恶警就打我，打我也不怕，就是被恶警打死了不就是早走几天吗？怕什么？我把心一放，点到我名字时，我说我不念。管教说：为什么不念？我说：“我师父没错，我也没错，我不念。”男恶警上来就揪着我后脖领子把我倒拖着拎了出去，到走廊男警吴凯问我念不念？我说不念，他就拿警棍雨点般的打我后背，一边打一边问：念不念？打了半天，另外一个警察说：“你别打了，我问问她。”他来到我跟前问：“你为什么不念？”我说：“我师父传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炼功的人都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陈彬写的文章是造假，诽谤我师父。”他说：“你不念他们就打你。”我说：“他们打我，我不恨他们，他们是被中共骗的没了理智，你不要跟着他们去做坏事，你们警察都有《转法轮》这本书，你回家看看，再看看书后面的莲花都开那么大了，原来只是一个花骨朵。”他说：你站到墙边吧。可我不能看着我的同修被毒打，我扑了上去，警棍落在了我左膝盖骨上，我立时瘫倒在地，起不来了。一个刑事犯来拉我也没能起来，又来一个犯人，两个人把我架回了严管班。由于两次的毒打，我晕了过去。狱医把我抢救过来，并把我送回宿舍。可后半夜，一个叫陈晶的女警，听说我比别人早回了宿舍休息，就故意骂人：我在岗她怎么不敢晕呢，再晕给我看看，她用手指狠命戳我的头，可能是戳在了我的太阳穴，我抽了起来。抽搐的嘴都歪到耳朵边，并嘴吐白沫，这下陈晶不叫嚣了。从此后我经常抽搐。血压升高190mmHg。
二零零三年三月底，当我又一次抽搐，劳教所抢救无效，把我急送医院抢救，家人听说后当时就给了佳木斯610陈万友五千元钱，把我留在了医院。住院六天花了四千一百元。陈万友又第二次勒索我家四千元钱，才让我回了家。总计被陈万友勒索了九千元钱，加上药费，被中共诈去了一万三千一百钱。回到家二个多月后，我的腿才好转。
回家后，家人说我被绑架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警察才把孙子送回来，孩子当时都不会哭了，趴在姨奶的肩上，目光呆滞的一声不响也不动，谁抱也不去。后来整天趴在窗台上，不玩、不笑也不动，呆呆的向窗外一天天的望。等我回来后，领他到外面玩，碰到警车或看到警察就扑在我腿上号啕大哭，或躲着很怕警察再抓他。再大一点，他拿着冲锋枪玩具说：“我把警察都突突了”。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句，警察的职业应是为民除害的，可是在现今下滑社会里，警察为了所谓的工资、奖金，毫无人性的成为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工具。把这些捍卫真理而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打残、打死，甚至掏心，挖肝的盗卖器官，真是禽兽不如。古人都知童叟无欺，如今中共警察为了个人利益能做出强抢幼儿的卑鄙行径，说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黑龙江田宝玉九年冤狱遭暴打“转化”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法轮功学员田宝玉，家住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分局七星农场，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三十六岁，在大法修炼中，田宝玉受益很多，烟不吸了，酒不喝了，麻将不打了，整个的人生观改变了，每天快乐轻松的生活着。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修炼者。在这长达十二年的迫害期间内，田宝玉被非法劳教两次（五年），诬判四年，共九年冤狱。下面是田宝玉自述其遭受中共迫害的苦难经历。
（一）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法轮功学员石孟昌一起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北京信访办门口已布满各地警察，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就被拦截，“信访办”成了“抓人办”，他们问我们来因，我们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不能镇压法轮功。他们根本也不听，就这样把我们非法关押在北京看守所，又叫当地公安局把我们象罪犯一样押回本地，关在本地拘留所里。
拘留所的头目叫王建忠、赵以军，为了政绩经常对我俩大打出手，目的是叫我们放弃修炼，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目的没有达到，然后把我俩带到七星农场会议室开“批判大会”，会场大约有三百多人。我被警察押送进了会场，戴着手铐，脖子还勒着一根细绳，如果我们说大法好的话就用力勒，不让说话，用他们最邪恶的阵势来迫害法轮功学员，那种人格的侮辱是非常痛苦的。
然后，我们被押回拘留所，十二月，我被非法劳教二年。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集训队的警察把我和石孟昌身上的钱都给搜去，每人只给几十元，还有一千多元钱被他们拿去不给了。因为炼功把我们衣服被掀起来撅着，用皮带抽，打的我们疼痛难忍。分到中队后，也是因为炼功，迫害的非常严重。在这里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多次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
（二）俩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说成非法聚会，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刚非法劳教期满，回家二十多天，因为和两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由于我家的电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控、监听，得知有法轮功学员来我家，恶人就闯来，进来就开始抄家，我被诬告为串联，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这次把我非法关押在绥化市劳教所。由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叫到浴池，扒光衣服，用电棍电，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一宿。特别是十六大召开前，天天晚上这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期间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很多人被打伤，非常邪恶，强迫你放弃修炼。在这期间，本地610头目李振标扣发我所有的生活补贴，让我的家人在经济上非常贫困，使孩子上不起学。
（三）再一次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四年八月，我回到家中，二零零八年的三月，我们去青龙山农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由于恶人举报，被青龙山公安分局绑架迫害。警察问我们是哪的，我们都不说，就把我们一行五人分开，一人一屋，全青龙山公安分局的人员可能都来了，五、六个人一伙，以青龙山公安分局局长王继松为首，象恶狼一样向我猛扑过来，看问不出我话来，就把我的腰带抽出，衣服、裤子都拽掉，用皮带抽，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把裤子拽到脚脖子跟，上衣扯到肩膀，把我抻开，用腰带乱抽，踹我的脖子和趴在地上的手、胸、肋，我疼痛难忍，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大约有一小时左右，恶警王继松停下来去打别的法轮功学员。
过了一会，王继松又回来，认出了我（因他原是七星农场的），就又开始打，一边打一边说开始没认出来你，这回就往我的脸上用腰带的卡子抽，脖子、耳朵、嘴全都是血，牙也打活动了，全身都是腰带抽的口子，第二天牙也掉了一颗。
就这样停一会再打，打到半夜时，建三江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彭勇带手下几个人赶到，要恶警停下来，他要问话，让我坐在椅子上，我从地上爬起来坐下，从门口进来一个大个子恶警，看我坐着，猛冲上来，一脚把我踹出很远，我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因头着地，昏迷过去，恶警们忙用凉水把我浇醒。
这时王继松又气势汹汹进来，为了在彭面前显耀自己的威风，又开始用我的腰带在我的脸上猛抽，直到打累了才停下来。已经快天亮了，把我铐在暖气管上，他们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把我们都关在小号里，也是铐在暖气管上，带着头套，什么也看不见。上午来了一个女的，带着录像机要给我们录像，看我们满脸是血，问了几句话，匆匆就走了。中午，彭勇把我们带到前进农场拘留所关押、审讯。
关押七天后，看我们脸上的伤口有些恢复，又把我们送往建三江看守所进行九个月的迫害，每天坐在床上十几个小时，不许动，谁动了，晚上出去用塑料管抽。九个月后，诬判我四年，送往佳木斯莲江口监狱继续迫害。
（四）监狱里的罪恶
到了监狱，把衣服扒光搜查，强制蹲着，低头不许动，动一点，就上来几个罪犯连打带踹的，长时间体罚，不许上厕所，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几个小时，所有新来的都得过这一关，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就更狠。
“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警察得到一千元奖金，犯人可以加分减刑，所以他们就十分狠毒、十分卖力。其他罪犯都可以坐下了，叫法轮功学员撅着，还有叫长期站着的。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六十四岁，站了三个月，然后，再送到医院强制打针。
在集训队关押了三个月后，分到出监教育监区二分监区，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许说话，没完没了的长时间劳役，装牙签、做鞋、磨钻石、挑冰棍杆、织毛衣。因为炼功，我被中队长朴检兵打的鼻口出血，牙也被打的活动了，过了几天掉了，还威胁要体罚我。打人、收大法书的事情他干的最多。
由于我中风，口、眼歪斜，监狱就强迫我问家人要钱检查身体，家人给了两千元钱，还剩一千二百元被姓许的教导员拿去，不给了。朴检兵硬卡我一千零八十元（因为看病，家人给他们的现金），没用完，也不给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监狱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疯狂迫害。因为监狱长叶枫去省里开会，说佳木斯监狱法轮功学员被“转化”的太少，受到省里的“批评”，回来后，就开始大打出手，把早已分到各个中队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集训队强制“转化”，短短十几天迫害死三名法轮功学员，然后栽赃说炼法轮功的血压都高，还有心脏病，接着叫学员吃药，不吃不行，就这样迫害法轮功学员。
山东平度郑全花自述遭到的迫害
我叫郑全花，今年五十六岁，是平度市祝沟镇南黄同村人，一九九八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有严重的贫血、妇科疾病，由于自己的性格倔犟，听不了别人的意见，在很强的自私和自我中活得很苦很累。修炼法轮功以后，以真善忍宇宙大法严格要求自己，身心很快得到了升华，感受到生活的轻松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发动了铺天盖地的诬蔑与镇压，这么正的功法不让炼，这么好的师父遭诬蔑，我作为一个大法受益者，我有责任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镇、市、省都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只好去北京喊冤，还没走到望城火车站就被警察拦住，被平度祝沟镇信访办主任丁文军胁迫拉回，后派出所又非法抓了三四十个法轮功学员。我们遭到祝沟镇政府司法助理牟春阳、派出所姜玉明的迫害，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逼我们整天提着裤子站着，羞辱我们；强迫蹲马步一个多小时，七月的天气热得很，汗水浸透全身；男女关在一起，只给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屋里。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说话权力，还加重迫害，逼写保证书才放人。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又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在路上被警察拦住，又被当地信访办丁文军劫持回，被非法关押在镇派出所，派出所的执法人员林付平非法搜身，将我口袋里近五百元钱搜走，恶警吕永岩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逼我两腿伸直，两手勾住脚尖，如伸不直，吕永岩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的踩我，疼痛难忍，第二天镇政府和派出所又把我丈夫绑架，逼勒索一千元才放人，没有给任何收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次去北京，在八宝山附近有一百多名警察，我被逼着上了警车，在青岛驻京办事处被非法搜身，这一次因为我们当地有八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北京被邪恶绑架，当地邪党恶徒又恨又气，把我们劫回当地镇政府关押，强迫奴役（打扫卫生、拔草），镇司法助理牟春阳、小潘对我拳打脚踢，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当时邪党政府把我当成所谓的重点人物，为了让我放弃修炼，镇政府特意调来妇联主任、副县长每天上午下午变着法的逼我放弃大法，对我施加压力。由于我决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又把我非法拘留十五天，十五天后见我还是原来的态度，就加重了对我的迫害，他们扬言：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祝沟镇中共政府副书记王永瑞强迫我脱下棉衣，光着脚，双手伸在雪里，蹲了四五十分钟，雪埋到脚脖子处，胳膊埋到小臂处，目的就是为了逼我放弃大法。到了下半夜的时候政府司法小潘又强迫我只穿秋衣，光着脚在雪地里冻了一个多小时，他见我还是不吱声，就气急败坏的把我叫到屋跟前狠狠地打我，用小条子抽我的脸，后又勒索五千元，我没有钱交，政府和派出所逼我丈夫把刚买回的七千元钱的摩托车，以三千元抵给他们，逼着丈夫又借了二千元凑够了五千元的勒索，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晚上九点多钟，因为丈夫去北京为法轮功依法上访，祝沟镇政府任姓书记、司法助理牟春阳、小潘还有派出所的四五个人翻墙私闯我家绑架了我，把我拉到派出所，正在睡觉的执法恶警张发仁（现已遭报暴死）醒后，气势汹汹的用废旧椅子腿凶狠的打我的脸，打了十多下，当时打的我眼前发黑，视物不清，整个脸都变了形，左边颧骨凹下去了，后来都肿的很高，熟识我的人都认不出我。后又把我拉到政府农技站迫害，站长李淑亮指使手下将屋外泼上水，让我光着脚坐在泼了水的水泥地上。
十二月的天很冷，裤子和地上的水冻结在一起，脚冻得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晚上又将我推到屋外逼我说资料的来源，将我绑在农技站的拖拉机上，站在倒上水的脸盆里一个多小时，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我的脚和小腿的肌肉严重的损伤（回家后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疼的睡不着觉，更不能下地走动，脚就象是针扎一样，后来脚蜕了好几层皮），天亮后派出所的执法人员林付平气势凶猛的用电棍电我的脸，电的我满地滚动，后又把我绑在派出所的大铁门上冻，由于他们凶狠毒辣，痛得我大叫，派出所指导员于涛、林付平逼我放弃修炼，并继续狠命的迫害我，那时不管是谁，只要看到我就要踢打一次，甚至有时拳打脚踢很厉害，还逼着丈夫说是上级的指示罚款六千元，丈夫看我承受的实在太多，被逼无奈东凑西借的交了一千元给他们。当晚牟春阳、小潘、派出所的吕永岩、张发强、小蛟、小孙、宋可林、于涛等人拿着人民的血汗钱花天酒地的。酒足饭饱以后，个个醉醺醺的来到农技站，对我们学员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拳打脚踢的，张发强用煤钩打我的后背，牟春阳、小潘用小条抽我的身上，逼我放弃大法，否则就得拿钱。由于我交不上六千元的勒索，派出所的林付平伙同我村书记李为昌（现已遭报而死）、文书王文平逼贷了五千元交上才放我回家，任何收据都没有，还逼我写保证书，因为我拒写，丈夫怕我再受苦，替我写了保证书。
二零零一年五月，由于政府和派出所不断的到我家骚扰和金钱勒索，被逼无奈，我和丈夫到龙口南山打工为生。龙口南山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和丈夫一起出去发资料，被邪恶监控、跟踪后绑架，当时龙口和平度都拒收我，四十分钟后我就回到自己的住所。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恶首江泽民从山东流窜到龙口南山，上午十一点左右，南山保卫科科长隋信英等二人接到上级的电话，便迫不及待的到我的住处（我妹妹的饭店）抄了我的家，我将消息上网曝光后，四月三十日隋信英又带领四五个人来抄我的家，并想绑架我，幸亏我走脱。
同年五一期间，正是定席和游客多的好时光，那几天顾客很多，可在老板宋作文的指使下，我妹妹家的饭店被封，他们把我妹妹、妹夫都叫到保卫科审问，逼他们到处找我，因为抓不到我，他们就把我妹妹、妹夫赶出南山，导致饭店无法经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妹妹、妹夫精神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导致妹妹、妹夫对我也有很大的成见，这都是共产邪党株连九族的罪过。
蒙古女青年乔凤霜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说起内蒙古，人们会想到大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下马羊悠然食草。可是在内蒙古正蓝旗却发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有的被劳教、罚款、流离失所等等。下面是女青年乔凤霜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的迫害。
一九九八年乔凤霜有缘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许多人去了天安门证实大法好，乔凤霜和同修在大年二十九去了北京，想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实大法是正的，不是象电视上宣传污蔑的那样。在天安门前，她喊出了藏在心里的话--“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乔凤霜被绑架警察绑架，交给正蓝旗公安人员带回去当地关在看守所里，恶警只要在监视器里看到炼功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折磨的乔凤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排泄，医生诊断说是精神病，好不了了，每天强迫吃药。当时正蓝旗看守所大队长姓贾。
不久，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的乔凤霜便被偷偷摸摸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不通知家人，在劳教所里被强制做苦工，由吸毒犯包夹，打、骂，她都不吱声，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怕担责任送回当地。大法师父救了她，不久便奇迹般的好了。他们威胁她写“三书”，不写就用电棍电。
从劳教所出来，中共恶徒一直不放过她，乔凤霜被迫到外地打工，中共不法人员们知道后抓回来，不准她出去。为了生活，她要找工作，但不论她走到哪里，他们派人到打工的地方捣乱，她被迫换了好几个地方。
二零零八年，乔凤霜已成家，在巴盟临河区，当地公安以奥运为借口绑架抓了她丈夫（同修）还非法抄了家，她没办法又回到蓝旗，被临河恶警陶发智与正蓝旗公安局长勾结，还有哈毕日嘎乡派出所王治绑架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二次迫害。二年后家人接回，又去了别处，过年也没敢回家。
现在中共要开十八大，正蓝旗中共邪党人员又派恶人还有王治去乔凤霜家两次，逼问家人她的下落，要电话号等等。
从二十多岁到现在十多年，中共不法人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乔凤霜的迫害，对一个只想同化大法、修炼“真、善、忍”的孩子都不放过，多么邪恶！
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们，赶快清醒吧！别当中共的殉葬品，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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