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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各地前期迫害案例汇编(2012年6月1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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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 冯桂芬坚持信仰遭迫害 家人被勒索巨款

  • 黑龙江田宝玉九年冤狱遭暴打“转化”迫害

  • 山东平度郑全花自述遭到的迫害

  • 蒙古女青年乔凤霜遭受的迫害

  • 冯桂芬坚持信仰遭迫害 家人被勒索巨款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佳木斯大法弟子冯桂芬,因坚持信仰屡遭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受尽恶警的折磨与摧残,恶人甚至连她两岁的小孙子也不放过,给她及家人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以下是她本人自述。

    我叫冯桂芬,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前是幼儿教师。得法前痛苦、委屈、磨难一直伴随着我,并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头痛,一痛起来就得使劲用手拍打,啥时候头拍木了,才得以解脱。还有关节炎、踝关节炎,尤其是肩周炎使我双手不能向后伸展。就连走路都会经常摔倒,脑动脉硬化导致头皮、手脚麻木。胆囊炎、胰腺炎严重到睡觉时躺下都吃力,腰部必须垫起来,否则第二天后腰背都如坐针毡。一着急上火就高烧不退,有时半夜去医院抢救,还经常犯胃痉挛。感情上的坎坷经历,再加上身体上的痛苦,我经常想到轻生,想去庙里修行,可心里还放不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转法轮》这本书,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许多常人想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生活的幸福充实。每天坚持学法、炼功,两个月后全身疾病都消失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也走进大法中来了。

    九九年七二零后,在大法中身心受益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只想到政府职能部门去说一句真话:“我师父是清白的,政府镇压错了。”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和两名法轮功学员去了北京。到北京我们找不到信访办,听说信访办搬家了,我们只好到天安门金水桥边炼功。不到两分钟我们三人就被警察抓走了,关到天安门地下派出所的大铁门里边。我还看到派出所另一个房间里有位女法轮功学员双手被吊着,满头的长发飘落下来,遮挡着她低垂的脸。恶警手拿着藤条狠命的抽打着她,她却一声不吭。我们喊:“不许打大法弟子。”恶警把门关上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六、七十米的大型巨幅画像后面全是有色玻璃的大客车,装满法轮功学员就开走了。那时的江氏流氓集团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大开杀戒,很多人杳无音信了。

    我们仨人被拉到佳木斯驻京办事处,那里已经关了二十多人。夜晚我们无法安睡,只能坐到天亮。第二天下午我单位来了两个人说领我回家,临走让我交宿费八十元。而我只在三个小圆凳上躺了一下,真是横竖遇到强抢的了。

    这两个人把我交到佳木斯永红公安分局石秀文的手里,他开票子,不由分说就把我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我心里很难过,我活了五十多岁,从没受过任何批评和处分,别说关进犯人待的场所了。

    我是因为做好人被关进看守所的,我不是犯人也不吃犯人的饭,绝食九天时被放回,在走出看守所大门很远时,回头看警察还在看着我,并挥手大喊:“回去好好修。”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陈万友领五、六个警察到我幼儿园去骚扰,翻到了大法书和资料,在园里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扔下一帮幼儿,把我押上了他的警车。拉到友谊路派出所,进门就打我,让我说出那几张资料的来源,我不说,两个警察上来揪我头发,连踢带打,头发被揪下很粗一绺上面连带着头皮,他们把我双手铐在床头,身体悬空站不起来,坐不下。我跟警察讲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这样打炼功的人,以后会后悔的。他们嘲笑我,侮骂我。过了许久公安分局来了一个叫郭维山的警察,把我拉到永红公安分局,石秀文说:“我们知道这些资料不是你做的,你说出谁给你的我们就放你。我想这个法轮功学员搬家了,我说出来警察也找不到他,就说了他的名字,然后放了我。回家后才明白这样做等于出卖同修,心中懊悔不已。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半夜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和两岁大的孙子正在睡觉,一阵哐哐的砸门声,前后院狗的狂叫把我吵醒,我披衣问是谁,他们让我开门,我不给开,警察砸开门后,闯进一帮警察是友谊路派出所的。他们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不走,他们就满屋乱翻,连地毯都掀了起来,把我藏在被子里的大法书都翻了出来,又用放像机一张一张的放碟,把大法的碟找了出来。我说你们看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们翻的东西越来越多,我怕翻到楼上,因楼上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正在睡觉,为了同修安全,我抱着小孙子跟他们去了友谊派出所。警察威胁我,让我说出资料和碟片的来源,我牢记上一次的沉痛教训,很坚决的对警察说:“你们什么也别问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炼功没有错,这个功法是真正的正法正道,凡是真心炼法轮功的人,身体都得到了净化。我原来一身的病,胆囊炎、胰腺炎都好了。”一个警察抢着问:“你胆囊炎、胰腺炎都好了?”(听那口气,那个警察象是有这个病)我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人不说谎,真的好了,我炼法轮功四年多,真的是无病一身轻啊!这些年再也不上医院开药打针了。”他们让我写不炼功的保证,就放我和孙子回去,我说:“我不会写的,我身体一身的病都是师父给去掉的,我连师父的面都没见过,只看看《转法轮》书,修心向善,事事替别人着想,再炼五套功法,身体那么多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感谢师父还来不及呢,我向你们保证了,那就等于告诉你们我不要命了,我是不会写的。”派出所所长赵华说:“把孩子抢过来”说话间就上来四个警察来抢我孙子,吓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没好声的叫,我死抱着孙子不放,孙子也使劲的搂着我的脖子。赵华说:“上”又上来一个男警察,五个男人抢一个两岁的幼儿,真的是泯灭人性。吓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没好声的哭叫,用祈求的眼神看着警察,可没了人性的警察,全然不顾这一老一小的生离死别的悲痛,死命的和我抢这幼小的生命,我怕把孩子孱弱的身体抢断,就撒开了手。警察把孩子抱走时,孩子吓的哭声已经很弱了。警察把我带到另一个屋,才发现已有三名同修被绑架到这里,他们把我们四个人都戴上手铐关进了看守所。那些日子,只要看守所的大铁门哐当一响,就知道又有同修被抓了进来,尤其三更半夜,大铁门响的次数让人心痛。

    当时被绑架的大法弟子非常多,看守所不断的开新号,装不下了就往佳木斯劳教所里送,我也被送到了劳教所。友谊派出所非法抓了我,还到劳教所里去给我拍照问口供。我问要给我拍照的三个警察:“我犯了你们什么法?你们抢我孙子抓我人,又把我关到这里来迫害,你们拍拍你们的良心,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你们的孙子被人这样抢了去,你们啥心情?你们不怕以后遭到这样的报应吗?”他们说:“这是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上边是错的你们就错办吗?你们家也是有老有小积点德吧,送我回去。”那三个警察你看我,我看你良心未泯,也没说什么,劳教所警察又给我关回了监室。在劳教所里,真的是分分秒秒都在痛苦中煎熬。

    二零零二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劳教所管教叫我们都到走廊看电视。有一个学员的坐姿被管教说是炼功的姿势,就过去踢这个学员,大法弟子们为制止她行恶齐声说:“管教不许打人。”管教恼羞成怒,立刻拽走三名大法弟子关进了小号。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有五名大法弟子关进了小号。把她们的手反铐在床沿上一宿一宿的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点都不能动,特别遭罪。我们知道恶警们用关小号的方式来威胁、恐吓大法弟子,我们不约而同的集体绝食,直到无条件释放被关小号的同修。恶警张晓丹挨个监室的辱骂我们:不吃饭就给你们灌食。绝食的第四天上午,张晓丹拎个饭桶,里面有半桶大米粥。(我们在这里没吃过大米饭或大米粥,吃的是已有发霉味道的黑馒头,喝的是没有一点油星的汤)张晓丹拿勺强迫每人喝一口粥,我没喝。下午狱医和男警、女警、刑事犯挤了一屋子,要对绝食的大法弟子进行灌食,管教抓住我,把我按倒在床上,有按脚的、有压腿和膝盖的、摁胳膊的。五个人摁着我,狱医开始用手指般粗细的胶皮管子往我鼻子里使劲捅,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最后胶皮管从嘴里吐出来,恶警们一看灌食没成功就松开了手,我跳下了床,把那个胶皮管从嘴里拽出来,管子和嘴里都是鲜血。我说:“你们把我的同修都放出来,我立刻就吃饭。”过一会,进来几个彪形大汉,由于他们没着装,分辨不出是什么人,有一个人一下就把我拽倒,把我手铐在床沿上,脚上、膝盖上、肚子上、胳膊上都坐上了人,又有一个人专门用胳膊肘压在我的腮上,卡住了我的头和脸。七个人压在我身上,狱医又把那带血的管子插进了我的鼻子里,灌了一瓶白色的浆液。那些迫害我的恶警走后,我抚摸着自己的手腕,挣扎中手铐越动越紧,勒进了肉里,手腕有些青肿,咽喉处的脖颈也很痛。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突然感觉胃和小腹部刀绞一样的痛,我大喊开门要上厕所,结果灌进去的白色液体,便出的却是酱色的。不知他们给我灌的是什么,加了什么药,只觉得喉咙干哑、口舌干燥。他们的做法真是人性皆无啊!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要开十六大前,劳教所要向邪党表忠心,开始新一轮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之前他们要找一些借口,把一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学员,大约五十多人集中关到三楼的一个屋里。五个人坐在三块瓷砖的界限内。我们每天坐在七寸高的漆包线轱辘上,连接轱辘的铁杆都是突出于板面的,又不许你在轱辘上面垫任何东西,第二天,臀部被铁杆硌的就开始破皮、溃烂,直至到后来有的学员不敢坐轱辘,只搭一个边,太痛了。晚间睡觉脱裤子,臀部的烂肉粘在裤子上,痛的钻心。坐轱辘时要身子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许动一下,双目要目不转睛的盯在正前方的近四十寸的大电视上,电视上一天二十个小时不停的播放诋毁大法的内容。管教和刑事犯发现谁闭一下眼,就借口延长十分钟再休息。每天从早上五点起床,五分钟洗漱完毕就开始集体坐小凳,直至到后半夜一点或一点三十分,四季周而复始。十月底的一天,男女管教进了一屋子,男管教个个手里拎着电棍都噼噼啪啪放着蓝光,围着中间罚坐的大法弟子,目露凶光的狐假虎威的一圈一圈的转,给我的感觉如同一群饿狼围着我们转。一会女队的中队长张丹拿着几张纸说:“这是转化的学员陈彬的揭发文章,你们每个人都得上来念一遍才算过关,不念就过不了关,打你个半死。”从前排开始一个个的念,不念的就拖出去打一顿,我想:我不念,我是我师父的弟子,不能用我的嘴诽谤我的师父。不念,恶警就打我,打我也不怕,就是被恶警打死了不就是早走几天吗?怕什么?我把心一放,点到我名字时,我说我不念。管教说:为什么不念?我说:“我师父没错,我也没错,我不念。”男恶警上来就揪着我后脖领子把我倒拖着拎了出去,到走廊男警吴凯问我念不念?我说不念,他就拿警棍雨点般的打我后背,一边打一边问:念不念?打了半天,另外一个警察说:“你别打了,我问问她。”他来到我跟前问:“你为什么不念?”我说:“我师父传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炼功的人都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陈彬写的文章是造假,诽谤我师父。”他说:“你不念他们就打你。”我说:“他们打我,我不恨他们,他们是被中共骗的没了理智,你不要跟着他们去做坏事,你们警察都有《转法轮》这本书,你回家看看,再看看书后面的莲花都开那么大了,原来只是一个花骨朵。”他说:你站到墙边吧。可我不能看着我的同修被毒打,我扑了上去,警棍落在了我左膝盖骨上,我立时瘫倒在地,起不来了。一个刑事犯来拉我也没能起来,又来一个犯人,两个人把我架回了严管班。由于两次的毒打,我晕了过去。狱医把我抢救过来,并把我送回宿舍。可后半夜,一个叫陈晶的女警,听说我比别人早回了宿舍休息,就故意骂人:我在岗她怎么不敢晕呢,再晕给我看看,她用手指狠命戳我的头,可能是戳在了我的太阳穴,我抽了起来。抽搐的嘴都歪到耳朵边,并嘴吐白沫,这下陈晶不叫嚣了。从此后我经常抽搐。血压升高190mmHg。

    二零零三年三月底,当我又一次抽搐,劳教所抢救无效,把我急送医院抢救,家人听说后当时就给了佳木斯610陈万友五千元钱,把我留在了医院。住院六天花了四千一百元。陈万友又第二次勒索我家四千元钱,才让我回了家。总计被陈万友勒索了九千元钱,加上药费,被中共诈去了一万三千一百钱。回到家二个多月后,我的腿才好转。

    回家后,家人说我被绑架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警察才把孙子送回来,孩子当时都不会哭了,趴在姨奶的肩上,目光呆滞的一声不响也不动,谁抱也不去。后来整天趴在窗台上,不玩、不笑也不动,呆呆的向窗外一天天的望。等我回来后,领他到外面玩,碰到警车或看到警察就扑在我腿上号啕大哭,或躲着很怕警察再抓他。再大一点,他拿着冲锋枪玩具说:“我把警察都突突了”。

    在这里我想再说一句,警察的职业应是为民除害的,可是在现今下滑社会里,警察为了所谓的工资、奖金,毫无人性的成为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工具。把这些捍卫真理而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打残、打死,甚至掏心,挖肝的盗卖器官,真是禽兽不如。古人都知童叟无欺,如今中共警察为了个人利益能做出强抢幼儿的卑鄙行径,说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黑龙江田宝玉九年冤狱遭暴打“转化”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法轮功学员田宝玉,家住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分局七星农场,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三十六岁,在大法修炼中,田宝玉受益很多,烟不吸了,酒不喝了,麻将不打了,整个的人生观改变了,每天快乐轻松的生活着。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修炼者。在这长达十二年的迫害期间内,田宝玉被非法劳教两次(五年),诬判四年,共九年冤狱。下面是田宝玉自述其遭受中共迫害的苦难经历。

    (一)进京上访,被非法劳教三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和法轮功学员石孟昌一起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北京信访办门口已布满各地警察,只要是为法轮功上访的,就被拦截,“信访办”成了“抓人办”,他们问我们来因,我们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不能镇压法轮功。他们根本也不听,就这样把我们非法关押在北京看守所,又叫当地公安局把我们象罪犯一样押回本地,关在本地拘留所里。

    拘留所的头目叫王建忠、赵以军,为了政绩经常对我俩大打出手,目的是叫我们放弃修炼,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目的没有达到,然后把我俩带到七星农场会议室开“批判大会”,会场大约有三百多人。我被警察押送进了会场,戴着手铐,脖子还勒着一根细绳,如果我们说大法好的话就用力勒,不让说话,用他们最邪恶的阵势来迫害法轮功学员,那种人格的侮辱是非常痛苦的。

    然后,我们被押回拘留所,十二月,我被非法劳教二年。在佳木斯市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集训队的警察把我和石孟昌身上的钱都给搜去,每人只给几十元,还有一千多元钱被他们拿去不给了。因为炼功把我们衣服被掀起来撅着,用皮带抽,打的我们疼痛难忍。分到中队后,也是因为炼功,迫害的非常严重。在这里吃的是发霉面做的发糕,看不见一滴油的菜汤,卫生条件极差,多次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和电视。

    (二)俩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说成非法聚会,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刚非法劳教期满,回家二十多天,因为和两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由于我家的电话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控、监听,得知有法轮功学员来我家,恶人就闯来,进来就开始抄家,我被诬告为串联,又被非法劳教三年,这次把我非法关押在绥化市劳教所。由于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恶警把法轮功学员叫到浴池,扒光衣服,用电棍电,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一宿。特别是十六大召开前,天天晚上这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期间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很多人被打伤,非常邪恶,强迫你放弃修炼。在这期间,本地610头目李振标扣发我所有的生活补贴,让我的家人在经济上非常贫困,使孩子上不起学。

    (三)再一次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四年八月,我回到家中,二零零八年的三月,我们去青龙山农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由于恶人举报,被青龙山公安分局绑架迫害。警察问我们是哪的,我们都不说,就把我们一行五人分开,一人一屋,全青龙山公安分局的人员可能都来了,五、六个人一伙,以青龙山公安分局局长王继松为首,象恶狼一样向我猛扑过来,看问不出我话来,就把我的腰带抽出,衣服、裤子都拽掉,用皮带抽,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把裤子拽到脚脖子跟,上衣扯到肩膀,把我抻开,用腰带乱抽,踹我的脖子和趴在地上的手、胸、肋,我疼痛难忍,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大约有一小时左右,恶警王继松停下来去打别的法轮功学员。

    过了一会,王继松又回来,认出了我(因他原是七星农场的),就又开始打,一边打一边说开始没认出来你,这回就往我的脸上用腰带的卡子抽,脖子、耳朵、嘴全都是血,牙也打活动了,全身都是腰带抽的口子,第二天牙也掉了一颗。

    就这样停一会再打,打到半夜时,建三江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彭勇带手下几个人赶到,要恶警停下来,他要问话,让我坐在椅子上,我从地上爬起来坐下,从门口进来一个大个子恶警,看我坐着,猛冲上来,一脚把我踹出很远,我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因头着地,昏迷过去,恶警们忙用凉水把我浇醒。

    这时王继松又气势汹汹进来,为了在彭面前显耀自己的威风,又开始用我的腰带在我的脸上猛抽,直到打累了才停下来。已经快天亮了,把我铐在暖气管上,他们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把我们都关在小号里,也是铐在暖气管上,带着头套,什么也看不见。上午来了一个女的,带着录像机要给我们录像,看我们满脸是血,问了几句话,匆匆就走了。中午,彭勇把我们带到前进农场拘留所关押、审讯。

    关押七天后,看我们脸上的伤口有些恢复,又把我们送往建三江看守所进行九个月的迫害,每天坐在床上十几个小时,不许动,谁动了,晚上出去用塑料管抽。九个月后,诬判我四年,送往佳木斯莲江口监狱继续迫害。

    (四)监狱里的罪恶

    到了监狱,把衣服扒光搜查,强制蹲着,低头不许动,动一点,就上来几个罪犯连打带踹的,长时间体罚,不许上厕所,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几个小时,所有新来的都得过这一关,对修炼法轮大法的就更狠。

    “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警察得到一千元奖金,犯人可以加分减刑,所以他们就十分狠毒、十分卖力。其他罪犯都可以坐下了,叫法轮功学员撅着,还有叫长期站着的。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六十四岁,站了三个月,然后,再送到医院强制打针。

    在集训队关押了三个月后,分到出监教育监区二分监区,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许说话,没完没了的长时间劳役,装牙签、做鞋、磨钻石、挑冰棍杆、织毛衣。因为炼功,我被中队长朴检兵打的鼻口出血,牙也被打的活动了,过了几天掉了,还威胁要体罚我。打人、收大法书的事情他干的最多。

    由于我中风,口、眼歪斜,监狱就强迫我问家人要钱检查身体,家人给了两千元钱,还剩一千二百元被姓许的教导员拿去,不给了。朴检兵硬卡我一千零八十元(因为看病,家人给他们的现金),没用完,也不给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监狱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疯狂迫害。因为监狱长叶枫去省里开会,说佳木斯监狱法轮功学员被“转化”的太少,受到省里的“批评”,回来后,就开始大打出手,把早已分到各个中队的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集训队强制“转化”,短短十几天迫害死三名法轮功学员,然后栽赃说炼法轮功的血压都高,还有心脏病,接着叫学员吃药,不吃不行,就这样迫害法轮功学员。


    山东平度郑全花自述遭到的迫害

    我叫郑全花,今年五十六岁,是平度市祝沟镇南黄同村人,一九九八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有严重的贫血、妇科疾病,由于自己的性格倔犟,听不了别人的意见,在很强的自私和自我中活得很苦很累。修炼法轮功以后,以真善忍宇宙大法严格要求自己,身心很快得到了升华,感受到生活的轻松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发动了铺天盖地的诬蔑与镇压,这么正的功法不让炼,这么好的师父遭诬蔑,我作为一个大法受益者,我有责任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镇、市、省都没有我们说理的地方,只好去北京喊冤,还没走到望城火车站就被警察拦住,被平度祝沟镇信访办主任丁文军胁迫拉回,后派出所又非法抓了三四十个法轮功学员。我们遭到祝沟镇政府司法助理牟春阳、派出所姜玉明的迫害,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逼我们整天提着裤子站着,羞辱我们;强迫蹲马步一个多小时,七月的天气热得很,汗水浸透全身;男女关在一起,只给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屋里。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说话权力,还加重迫害,逼写保证书才放人。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又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在路上被警察拦住,又被当地信访办丁文军劫持回,被非法关押在镇派出所,派出所的执法人员林付平非法搜身,将我口袋里近五百元钱搜走,恶警吕永岩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逼我两腿伸直,两手勾住脚尖,如伸不直,吕永岩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的踩我,疼痛难忍,第二天镇政府和派出所又把我丈夫绑架,逼勒索一千元才放人,没有给任何收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次去北京,在八宝山附近有一百多名警察,我被逼着上了警车,在青岛驻京办事处被非法搜身,这一次因为我们当地有八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北京被邪恶绑架,当地邪党恶徒又恨又气,把我们劫回当地镇政府关押,强迫奴役(打扫卫生、拔草),镇司法助理牟春阳、小潘对我拳打脚踢,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当时邪党政府把我当成所谓的重点人物,为了让我放弃修炼,镇政府特意调来妇联主任、副县长每天上午下午变着法的逼我放弃大法,对我施加压力。由于我决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又把我非法拘留十五天,十五天后见我还是原来的态度,就加重了对我的迫害,他们扬言: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当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祝沟镇中共政府副书记王永瑞强迫我脱下棉衣,光着脚,双手伸在雪里,蹲了四五十分钟,雪埋到脚脖子处,胳膊埋到小臂处,目的就是为了逼我放弃大法。到了下半夜的时候政府司法小潘又强迫我只穿秋衣,光着脚在雪地里冻了一个多小时,他见我还是不吱声,就气急败坏的把我叫到屋跟前狠狠地打我,用小条子抽我的脸,后又勒索五千元,我没有钱交,政府和派出所逼我丈夫把刚买回的七千元钱的摩托车,以三千元抵给他们,逼着丈夫又借了二千元凑够了五千元的勒索,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晚上九点多钟,因为丈夫去北京为法轮功依法上访,祝沟镇政府任姓书记、司法助理牟春阳、小潘还有派出所的四五个人翻墙私闯我家绑架了我,把我拉到派出所,正在睡觉的执法恶警张发仁(现已遭报暴死)醒后,气势汹汹的用废旧椅子腿凶狠的打我的脸,打了十多下,当时打的我眼前发黑,视物不清,整个脸都变了形,左边颧骨凹下去了,后来都肿的很高,熟识我的人都认不出我。后又把我拉到政府农技站迫害,站长李淑亮指使手下将屋外泼上水,让我光着脚坐在泼了水的水泥地上。

    十二月的天很冷,裤子和地上的水冻结在一起,脚冻得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晚上又将我推到屋外逼我说资料的来源,将我绑在农技站的拖拉机上,站在倒上水的脸盆里一个多小时,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我的脚和小腿的肌肉严重的损伤(回家后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疼的睡不着觉,更不能下地走动,脚就象是针扎一样,后来脚蜕了好几层皮),天亮后派出所的执法人员林付平气势凶猛的用电棍电我的脸,电的我满地滚动,后又把我绑在派出所的大铁门上冻,由于他们凶狠毒辣,痛得我大叫,派出所指导员于涛、林付平逼我放弃修炼,并继续狠命的迫害我,那时不管是谁,只要看到我就要踢打一次,甚至有时拳打脚踢很厉害,还逼着丈夫说是上级的指示罚款六千元,丈夫看我承受的实在太多,被逼无奈东凑西借的交了一千元给他们。当晚牟春阳、小潘、派出所的吕永岩、张发强、小蛟、小孙、宋可林、于涛等人拿着人民的血汗钱花天酒地的。酒足饭饱以后,个个醉醺醺的来到农技站,对我们学员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拳打脚踢的,张发强用煤钩打我的后背,牟春阳、小潘用小条抽我的身上,逼我放弃大法,否则就得拿钱。由于我交不上六千元的勒索,派出所的林付平伙同我村书记李为昌(现已遭报而死)、文书王文平逼贷了五千元交上才放我回家,任何收据都没有,还逼我写保证书,因为我拒写,丈夫怕我再受苦,替我写了保证书。

    二零零一年五月,由于政府和派出所不断的到我家骚扰和金钱勒索,被逼无奈,我和丈夫到龙口南山打工为生。龙口南山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我和丈夫一起出去发资料,被邪恶监控、跟踪后绑架,当时龙口和平度都拒收我,四十分钟后我就回到自己的住所。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恶首江泽民从山东流窜到龙口南山,上午十一点左右,南山保卫科科长隋信英等二人接到上级的电话,便迫不及待的到我的住处(我妹妹的饭店)抄了我的家,我将消息上网曝光后,四月三十日隋信英又带领四五个人来抄我的家,并想绑架我,幸亏我走脱。

    同年五一期间,正是定席和游客多的好时光,那几天顾客很多,可在老板宋作文的指使下,我妹妹家的饭店被封,他们把我妹妹、妹夫都叫到保卫科审问,逼他们到处找我,因为抓不到我,他们就把我妹妹、妹夫赶出南山,导致饭店无法经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妹妹、妹夫精神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导致妹妹、妹夫对我也有很大的成见,这都是共产邪党株连九族的罪过。


    蒙古女青年乔凤霜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说起内蒙古,人们会想到大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下马羊悠然食草。可是在内蒙古正蓝旗却发生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有的被劳教、罚款、流离失所等等。下面是女青年乔凤霜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的迫害。

    一九九八年乔凤霜有缘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后,许多人去了天安门证实大法好,乔凤霜和同修在大年二十九去了北京,想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证实大法是正的,不是象电视上宣传污蔑的那样。在天安门前,她喊出了藏在心里的话--“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

    乔凤霜被绑架警察绑架,交给正蓝旗公安人员带回去当地关在看守所里,恶警只要在监视器里看到炼功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折磨的乔凤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排泄,医生诊断说是精神病,好不了了,每天强迫吃药。当时正蓝旗看守所大队长姓贾。

    不久,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的乔凤霜便被偷偷摸摸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不通知家人,在劳教所里被强制做苦工,由吸毒犯包夹,打、骂,她都不吱声,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怕担责任送回当地。大法师父救了她,不久便奇迹般的好了。他们威胁她写“三书”,不写就用电棍电。

    从劳教所出来,中共恶徒一直不放过她,乔凤霜被迫到外地打工,中共不法人员们知道后抓回来,不准她出去。为了生活,她要找工作,但不论她走到哪里,他们派人到打工的地方捣乱,她被迫换了好几个地方。

    二零零八年,乔凤霜已成家,在巴盟临河区,当地公安以奥运为借口绑架抓了她丈夫(同修)还非法抄了家,她没办法又回到蓝旗,被临河恶警陶发智与正蓝旗公安局长勾结,还有哈毕日嘎乡派出所王治绑架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二次迫害。二年后家人接回,又去了别处,过年也没敢回家。

    现在中共要开十八大,正蓝旗中共邪党人员又派恶人还有王治去乔凤霜家两次,逼问家人她的下落,要电话号等等。

    从二十多岁到现在十多年,中共不法人员一直没有停止对乔凤霜的迫害,对一个只想同化大法、修炼“真、善、忍”的孩子都不放过,多么邪恶!

    善恶有报是天理!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们,赶快清醒吧!别当中共的殉葬品,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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