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劳教迫害 亲见法轮功学员被打死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我叫王喆，三十三岁，一九九七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去北京上访，后被抓，被天津市北辰分局关押一个月。然后被工作单位开除。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我因为发放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光盘被河西区土城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在工作单位绑架，非法劳教三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亲眼见证法轮功学员陈宝亮被活活打死。

王喆近照

一九九七年我在一家宾馆里打工，被感染了皮肤病，去了很多医院也没看好。年底的时候，接触了法轮功《转法轮》，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法轮功，和一个星期的学炼法轮功五套功法后，身体出现大小几十个脓包，三四天后脓包就破了，流出来黑紫色的血和黄色的脓混杂在一起，一个星期后身体感到从里到外没有过的那种轻松。那么难治的皮肤病不治而愈。之后每周六、日都去弘扬大法、交流修炼心得，现在想起来很怀念。

亲身经历天津四二五事件的前后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科痞何祚庥在中国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述了一九九八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已被证明为不实的例子批判法轮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名炼法轮功后的受益者。当时我通过同修知道了很多同修去了天津教育学院和出版社的主编讲法轮功真相，我也去了，当时天津教育学院的大院里站满了前来反映情况的同修，我们站的很有秩序，大家都在静静的看书，等待反映情况的结果，时不时的还会有同修拿着塑料袋来收地上的垃圾。当时因为去的同修很多，我是四月二十一日去的。

转过来一天，四月二十三日警察抓了四十五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而且一部份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第三天同修们去了天津市政府，然后市政府的人说要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然后就发生了四月二十五日上万人去北京上访。

之后中共作了一个调查统计，要求每个城市的每个炼功点统计所有炼法轮功学员中有多少人因炼功受益，当时我也写了，但是没想到这是中共在用登记具体的家庭住址、职业等信息的形式，收集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为以后的迫害作准备。

六月份的时候，在我家附近的税务局门口的炼功点，警察和税务局的官员就开始驱逐我们，说是不让炼了。之后就到了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团伙铺天盖地的用媒体污蔑法轮功，在全国大面积的迫害、抓捕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我和一名同修到了信访办，各地的警察早就都在那里了，等着抓属于他们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我被抓了，登记后不一会儿天津公安局二处的把我劫持，之后直接带回天津，当时二十、三十名同修被北辰分局关了一个月，当时北辰有线电视为了诬陷法轮功去拍我，后来在十一月北辰有线电视台播出来了。

关了半个月后又关了一个月，然后当时所在单位公司把我保出去，我出来之后就被开除了。凡各种节日、敏感日，不法人员都会到我家找我，看我干什么，对我进行监视、骚扰。

三年劳教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开始构陷天安门自焚伪案诬蔑法轮功，从五月开始我和同修开始制作并发放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光盘。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多，我被河西区土城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在工作单位抓走。到了派出所之后因为我不配合警察，他们对我实施酷刑“开飞机”，几个小时一直是这个动作，不让动。我头昏脑胀，无法形容的难受。

酷刑演示：开飞机

晚上，派出所王姓女所长给我戴上了特殊的脚镣和手铐，我还是不说、不配合他们。半夜十二点多，恶警把我绑在两张床的中间，半蹲的姿势一整夜，直到转天早晨六、七点钟。到了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副所长继续非法审问，问我一句，我不说，他就狠狠地打我左耳光；然后再问，我还不说，他就再打，直到打得我鼻子流血。当时很可能被打得左耳耳膜穿孔，到现在我左耳朵的听力还不如右耳朵。有时候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床上不能走动，坐坐不下，站站不起来，然后他们用窗式空调，开强风吹我，连续吹几个小时。最后他们用“哄骗”的方式逼迫我承认真相资料的来源。然后被河西分局劳教三年。

那个时候我和其它地区来的法轮功同修关在一起。我们一起背法，互相鼓励。

见证劳教所警察活活打死法轮功学员陈宝亮

二零零一年九月份，我被关押到青泊洼劳教所，一个多月之后，二零零一年十月底的时候把我又送到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三中队，在这里每天要劳动至少十五个小时，经常从早上六点工作到半夜十一点。由于我是新去的，又没有转化，完工后还要进行反思几个小时这样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二零零二年七月份，因为我不转化，用他们的话讲叫：反改造又比较活跃、不老实，把我转到了双口劳教所二中队。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集体罢工，这些狱教指使犯人用棍棒打我们，把我们赶到工厂，其中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打得很严重，我扶着其中一名同修，另一名跟我在同一个炼功点。打人者是吴国亮、李文红，还有一个，恶警队长分别是郑俊洪、孟昭升、王馗、李华。到了车间，他们继续打人，这时一位叫陈宝亮的老年同修出来制止打人，恶警队长郑俊洪、孟昭升、王馗、李华指示劳教犯吴国亮、李文红手拿大木棍殴打陈宝亮，把陈宝亮反背手捆着，嘴用塑料透明胶带封住。

陈宝亮被打倒在地上，吴国亮等人蹦起来，两脚狠狠的踹陈宝亮的胸口，陈宝亮被打得奄奄一息，这时老人家的脸色惨白，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这时有人要过去扶，结果被那些暴徒推搡着，不让人靠近老人并叫喊着：“我看谁扶，不想活了是不是？……”老人家艰难的走了几步，支撑不住倒了下去，这时恶警们慌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同时把我们赶入车间，下午的时候又叫我们回宿舍，回宿舍不长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冤啊！

我每每想起这些的时候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晚上的时候我到办公室询问陈宝亮的情况，姓孟的管教对我说：“陈宝亮心脏病突发已经死亡，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你们别闹了。”我听完非常气愤，说：“你们撒谎，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他是被打死的，我要报警，你们这是谋杀！”我清楚的记得那个姓孟的管教斜着眼睛对我说：“小伙子，好自为之吧。”

第二天早上，宿舍的楼道里站满了警察分别喊我及另外三名同修的名字。等我到办公室后还假惺惺的问我：“你手好了吗？给我看看。”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差，我的手生了疥疮，手烂的很厉害。我刚一把手伸出来，他们就给我反铐上了，并把我押到了车上，这时另外一名同修已经在车上了，我俩背靠背坐着，警察对我说：“老实点，别喊别闹，要不然用胶带封你的嘴。”

在青泊洼劳教所遭酷刑

就这样，中共恶警把我转到了青泊洼劳教所七大队，这里全部都是吸毒犯，只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关押在这里。到了这里才知道这里的丑恶，这里的毒品根本就没有断过，而且这些警察都帮着往里运毒品，赚黑钱。因为我不配合他们，例如不喊报告，不报数等等，恶警说我是“反改造”，停了我每个月的家人探视权利。这里吃的馒头上都爬满了老鼠的脚印，吃的白菜汤上飘着虫子。

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前后莫名其妙的给我验血，现在想起来，这时候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高峰期。

通过“大班”（领头的犯人）得知，在强行转化之前他们用猪来做实验，四根电棍可以使一只猪被电死。最后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六到八根电棍。

因为长期被六、七根电棍电击，后背出现脓包。背上的脓包长到前胸。然后脓包又从身体里面长到脖子，把一节脊椎骨和一根肋骨化没。（后来做手术把盆骨的骨头补在脊椎骨上，最后两肩不一样高，所以他不能做力气活儿，背部和肩会经常感觉很累。）脖子的脓包最后导致从脖子往下全身高位截瘫。在做脖子的手术的时候，是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把脖子的皮整个掀起来。整个疼痛的过程，王喆都是一分一秒，一针一针清清楚楚的承受过来的。

前胸和后背的脓包。

从背部长到前胸的脓包。正好附着在一根肋骨上，最后脓把这段肋骨化没了。

保外就医后，身体越来越差，高位截瘫后，两只手不会动，只能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最后生命垂危。

瘫痪在床，大小便都在床上，黄色的塑料管是“尿管”。

二零零三年一月份，劳教所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我绝食抗议了一个月后，他们把我送进了洗脑班，他们专门腾出一层楼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每一批四名法轮功学员。我进去之后先遭一顿毒打，我被打倒在地上，六个人分别站在我的四肢及身上，并用六、七根电棍对我用刑，都是电在敏感部位。如：手心，脚心，脑顶，脖子，嘴。由于我绝食了一个多月，身体很虚弱，他们看我身体没了动静才停手。当时我的意识有点模糊了，很痛苦，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折腾了几天，我后背出现了一个大脓包。整个楼道里，弥漫着被电棍电焦了的人肉的气味和劈劈啪啪电棍的声音。这时我的精神和肉体上已经到了极限了，在晚上的时候我用一根钉子划开了胳膊的动脉，当时是想用这种方式制止他们的迫害，其实是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不法人员又给我送回洗脑班，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必须得有人扶着才能走路。

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又被查出肺结核，后来保外就医。回家后身体越来越差，后背的脓包也越来越大，最后直到我的一段肋骨被脓泡化没了，医院大夫诊断是椎管狭窄，最后脓包长到脖子，导致了二零零五年七月我高位截瘫。由于这几年的迫害，家里已经没钱了，最后不得不把我的房子卖了，用于做手术。

天津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不收了，说随时都有死的可能，最后还是在我父母的坚持下才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并作出保证：如果了死了医院不承担责任。我前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的手术部位是在脖子，整个的手术过程都是在我明明白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手术的部位非常危险，如果全麻的话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手术开始，每一刀都非常的疼，疼到痉挛的时候，才打麻药，当时心里就想着，求师父帮我、加持我，边发着正念，当时的疼痛感在一分一分的减少（我清楚的知道是师父在为我承受），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脖子被切开了三分之一，医生从切口出用一把像钩子的手术器材，伸到我的病灶部位，清理被腐蚀掉的脊椎骨，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左右。

第二次手术是在后背上开刀做植骨手术（就是从胯上取一块骨头移植到被腐蚀掉的脊椎骨的位置）过程和第一次差不多，位置不同，就是比第一次多了在胯上取骨头，当时就感觉那个医生就象个木匠，那个錾子向下剃。两次手术后我奇迹般的恢复，医生每星期为我检查的时候，我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到我出院的时候，我已经能下地了，回家后又通过学法、炼功恢复了一个月，我已经能到楼下扫雪了，当时有两个想法，一，几次病危的时候楼里的邻居没少帮忙从楼上往下抬我。二，我是想让他们看看修炼大法的奇迹，邻居们背地里都在说，当时都快死了，现在恢复得这么好，神了！

流亡海外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达法国。当我在警察局办理身份的过程中，帮我办理身份的官员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看来这些迫害是真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理很难受，原来还有很多人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真的！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参加了法国南部城市波尔多的人权联盟组织的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会议，讲述的这些经历，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对法轮功表示很支持，并邀请我再次去波尔多。

回想起过去十几年的经历，百感交集。我要继续揭露这些残酷的迫害，直到迫害停止那一天。

人权联盟会议上揭露中共种种残酷迫害，现身说法。

与女议员Véronique FAYET女士合影。

与人权联盟主席Guichenet先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