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保定青年李振兴遭迫害的经历（图）
李振兴，男，一九八一年十月生，河北保定高开区贤台乡（原满城县贤台乡）大辛庄村人，一九九七年初中毕业后，随亲戚打工，后学会水暖安装。下面是他的自述：
一、喜得大法 道德与技术提高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人活着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自己百思不解，问别人也没有满意的答案。
二零零四年正月，有缘拜读《转法轮》，瞬间茅塞顿开，我明白了为什么活着，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看完一遍《转法轮》后，一个人去北京打工，大法开启智慧，很快我又熟练了管道焊接技术。在八月份开支时，会计多给了八百元（在六月份回家收秋时，公司给了八百元，会计以为是补贴），我找到会计、老板，当场退回。如果不是学了大法，我想是不可能做到的。
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又明白了很多，也了解到了在中国大陆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和对广大民众的谎言欺骗与毒害，我们修的是佛法，听信了谎言的人是危险的，作为一名大法学员，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人，我们也有责任告诉人真相。
二、讲真相 被野蛮劫持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向周围的人讲法轮功真相。二零零八年“奥运”前，遭到了当地当局的骚扰，曾经被迫离家，后来家中被盗，被盗物品价值几千元，当局向亲属保证“不抓”后，我们回家。但我们要求偿还被盗物品，派出所、乡政府互相推诿，当时的女乡长杨萍硬塞给表哥于大龙一千元（当时我们不收，只要求调查事件真相，归还被盗物品）。详情可查阅明慧网，可搜索李文和、周文芳、李振兴、李振宁。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晚，我带上有关揭露中共当局以“奥运”为借口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张贴、散发。骑自行车走到相邻的留马村内学校门口时，一辆越野车（无警车标志）从后边追上来，在我前边几米急刹住，车没停稳，窜下几个人来把我包围，有一个人勒住我的脖子，几乎窒息，自行车倒在地上；另一人拿了我的手提袋，强推上后排座，一边一个把我夹中间。我问他们是谁、干什么的，他们一声不吭，就这样把我劫持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他们把我铐在暖气管上，连夜所谓“审讯”，贤台派出所“警长”石军保拿着纸笔又问又写，我告诉他大法好，不要再跟着共产邪党干坏事，给自己留条后路。他面带讥讽的干笑，不知写了点什么，叫我签字，我拒绝。他骗我：“你看人家×××早签了，都送回家了。”（后来我在劳教所见到了他说的那个人）。我不理他。晚上，又把我背铐一宿，铐我的那人说：所长叫这么着的。又强迫给我照相。八月八日晚，石军保和另一人把我送到满城看守所。
三、在看守所遭迫害
到了看守所，石军保抽掉我的腰带，强行搜身，掳走了一些个人随身物品。值班恶警把我的裤腰挂钩、竖裆拉链拉手剪掉，无奈，我只好用手提着裤子，还叫我在一个纸上签字，我不签，当时他们正看奥运开幕式，其中一恶警马上抄起一截棍子，后背、胳膊肘、脚踝等处疯狂毒打，边打边骂：“这儿还看开幕式呢！”被打处火辣辣的疼，尤其脚踝又红又肿。随后一人把我带入一间牢房，叫我脱下皮凉鞋，光脚进入。临走对牢头说：“好好照顾照顾他”。后来别人告诉我，照顾我，就是叫他们“收拾”我；然而当他们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谁也没动我。
第二天一早，牢内的人们刚开始干活，他们又拿来那个东西叫我签，还说要连签一星期。我一看，上面原来空白处写上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他们强加的罪名，我不承认。拿过笔来把昨晚的签名、手印全部勾掉。为此，他们把我带出牢房，戴上一种刑具（如下图）：一根铁棍两头支出两个可打开的铁环，卡在脚脖子上，铁棍中间有个环儿，两手腕重叠，用“手捧子”卡住，“手捧子”下有个眼儿，和下边脚镣的环用一段约二十厘米的铁丝绑上。（他们叫“戴镣”）。戴上后，只能双手抱在膝盖、小腿前蹲着，无法直立。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一恶警（后经人指认叫徐会来）抄起半截拖布把狠打臀部十几下，钻心的疼痛，我本能的躲闪，戴那个东西又迈不开步，我倒在了地上，前额蹭破了一块皮。臀部青紫很长时间。
 酷刑图示 |
他们把我带回那间牢房，一会儿，又带到另一间牢房。为了让我屈服、认错，指使牢头、犯人监视我，不让睡觉，其实戴那个东西本来就睡不了觉，只能靠墙蹲着、坐着，真要躺下都起不来，吃饭、上厕所都成问题；他们派一个人监视我，在干活之余帮我打饭、上厕所。
过了几天，他们又给我换了一个牢房，又过一天才撤掉刑具，强行理了光头。由于长期蹲着，开始直立走路都不稳，头眩晕，脚发轻，走路打晃。当天下午就逼我干奴工，牢头还说：今天下午学，明天就定任务。晚饭时，一个死囚犯许光夏（音）说到曾有海外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讲真相，他却说因此影响了他吃饭；我再给他讲时，他不听，晚上还在厕所里和几个人轮番打我，还恶毒的咒骂、诬蔑师父和大法。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干活，我拒绝了干奴工，牢头又狠狠扇了一巴掌。早上差点人数时，我向管教揭露自己被毒打，他什么也没说，我要求释放，并停止干奴工，绝食。他又给我戴上那个刑具，换了一个牢房。
不知十几号，满城国保大队队长李党和一个年轻女警来所谓“提审”，我当时戴着那个刑具。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号上午，李党和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夹个包，象个头，另一个象他手下），李党开车，把我双手背铐劫持到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从八月八号夜晚到八月十九号上午，这十来天，只有半天两晚没戴刑具。
在看守所，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认罪”（签名、按手印）；每天早上点名、报数；干奴工（把塑料花用铁丝拧上，好象是花圈上用的），每天定量，干不完加班；每天晚上还要“值班”，两人一组，两小时一班；吃的很差，玉米面粥，咸菜，一拃（约二十厘米）长的大黄馒头，中午的菜，用犯人的话说：猪都不吃！汤汤水水，泥沙、虫子在里面，看不到一点油星儿；还有看守所恶警背后的唆使下牢头（其实是拉关系、走后门，被所长、管教包庇、纵容、利用的）和犯人时不时的侮辱、打骂。
四、在保定市八里庄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保定劳教所卫星地图（红框内） |
八月十九号上午，李党等三人把我拉到劳教所，又出来到东风东路保定市三医院“体检”，又回到劳教所。在劳教所医务室，强迫我脱光衣服所谓“检查”，称体重，当时我只有一百斤。最后把我弄到“二大队”（在三楼）。李党手下那个警察给了我一张“劳教通知书”，他们走了。
保定劳教所曾经使用多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已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三千多位大法弟子中，就有好几位是被保定劳教所害死的。在二零零八年，二大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
封闭、恐吓、谎言、洗脑
我到劳教所时，正是中午，值班恶警叫值班犯人对我搜身、搜衣物，叫我面壁站着。下午，恶警韦东升、刘庆勇等对我一顿恐吓，刘庆勇虎着脸，叫我“赶快认识”，又把邪悟者叫来“谈谈”，然后把我囚禁在西北角的“文化活动室”，由一名劳教犯人“包夹”，不让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见面，洗漱、上厕所都等到厕所、水房没人时，由“包夹”跟着去。
接下来几天，他们轮番“谈话”，主要是二大队几个恶警：刘庆勇、张占强、王磊、韦东升、李胜昔，还有教育科的柴健（男，三十多岁）、徐淑霞（女，五十多岁）；一“谈话“，上午半天，下午半天，晚上又到十一二点，用邪党灌输给他们的邪说谎言想把人灌迷糊。有一天晚上，恶警韦东升、李胜昔把我叫到“大队长办公室”，韦东升尽其歪理邪说，被我反驳的理屈词穷，恼羞成怒，扇我一个嘴巴，我当即质问他为什么打人，不应该打人；他很心虚（因为走廊墙上就贴着“警察五不准”，不准打被关押人员），却还疯狂的狡辩，李胜昔也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晃动着右手：“还不服气啊？还不服气啊？”直绷右掌，做出要打的姿势，但没打。
有一次，在“文化活动室”，“副所长”李大勇拎着茶水，带几个恶警，坐在乒乓球桌后面，逼我坐在一个又小又矮的塑料儿童方凳上，李大勇伪善的讲：“你看明慧网上说我们怎么酷刑折磨你们，我们打你没有？”我当场揭露：“那天晚上韦东升打了我一巴掌。”李大勇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打人是不对的，这个我们要批评。”韦东升也在场，我看他脸上很不自在。从此后，韦东升见到我，再也不那么嚣张了，眼中透出心虚和畏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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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是二队接见日，不转化的不让打电话，不让见家人；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是个接见日，我的父母来到劳教所，费了半天口舌也不让见，只好把一些衣物和水果放在门口，让门卫转交，我只拿到了衣物。
毒打、三个电棍折磨
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父母和弟弟来到劳教所西北角，在高墙外喊我的名字，我在楼上听到喊声，一家人终于隔着铁网高墙几十米外见面了，简短的喊了几句话，便被“包夹”拉开了。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面竟然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我找到张占强、刘庆勇，要求和家人见面；他们说不转化不让见，司法部的规定。我一再要求，他们就不让，让“包夹”强行往回拽我；我在走廊高喊“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 邪恶全灭”，几名恶警疯狂的跑了过来，一顿拳打脚踢，把我拽回“文化活动室”，双手背铐在暖气管上，又一顿毒打，刘庆勇拿着电棍电我左手，我忍住了痛，“哟，没反应啊”他说，“把那几个电棍充上电！”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
晚上，张占强、李继伟、张晋、张鹏、王磊、曹杨等拿着三个电棍，先是王磊为主的对我一顿毒打，问我转化不转化；然后就是几根电棍开始电，王磊拿一个锹柄粗，约五六十公分长，一按开关啪啪浑身冒蓝光的电棍（如下左图）电我的脖子、脸，火烧火燎的疼痛，颈部肌肉强烈的抽搐，我本能的扭转身体躲避，然而双手背铐，他拿着电棍随着我转电了脖子一圈，又顺着胸前一直往下电：颈、胸、腹，一条腿内侧电下去，又从另一条腿内侧电上来，又电到肚子，导致大便失禁。一边电我，王磊非常平静柔和的说：“这是帮助你消业”。曹杨在左，张鹏在右，各拿一个小点的电棍（下右图）电左右，张鹏还把电棍顶在我的嘴上电。张占强坐在椅子上倚靠着乒乓球桌，恶狠狠的骂，李继伟站在一旁，嘻嘻哈哈的嘲笑；两个勾结污蔑、谩骂、嘲讽。在这次迫害中，我的左耳好几天听不见声音（王磊打的），被电过的地方皮肤红肿、破损，后来结痂。
 酷刑演示：铐在暖气管上 |
就这样，我被二十四小时背铐在暖气管上，只有上厕所、吃饭才打开；直到三十号晚上大概十一点才摘掉手铐。一星期的站立，手背、脚面、脚踝等处肿的老高，手腕、大拇指麻木；在这一周中，有好心人给我一个塑料儿童方凳，由于后背手铐拽着劲，我勉强坐下，有时太困了，坐在小凳子上睡着了，一头磕到地上又醒来；邪悟者来向我灌输邪理；徐淑霞也来“谈话”；二大队警察王学谦来“做笔录”，以此为由给我加期，我拒绝签名，他让“包夹”签了。
上下一气 集团行恶
我被关押在“文化活动室”期间，被称为“所长”的一名河南口音潘某（男，约一米六几，略微罗锅）两次来“看”我；前一次，当他知道我没转化，瞪着两只眼睛，恶狠狠的说：“不转也得转！强制转！；后一次，也就是我被毒打酷刑后，刘庆勇跟着他来，向他汇报，准备对我加期一两个月，潘某又恶狠狠的说：“一个月太少，加仨月！”
几个月后，走廊内贴了一张纸：对我延期两个月。王磊叫我去看，我要揭下来保留，被他阻拦。大概二零零九年新年后，又是王磊告诉我，劳教所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季度延期五天。
见证中共警察的堕落
在二大队，我曾经被囚禁在好几个房间，在“心理咨询室”时，有这样一个片段：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十点半，也是在“心理咨询室”，恶警张晋和几个“普教”犯人打扑克牌，边打牌边问我：“会打牌吗，振兴？”“不会”我答，“学呀；会抽烟吗？学呀；会赌吗？学呀；会嫖吗？学呀。”我很吃惊：“你就这么说话呀？”“这么说怎么了？做好人干什么？做好人多难哪？做好人有什么前途？做坏人怎么啦？吃喝玩乐多好，你要学好人，就让你学坏人！”
在开始大概一两个月，只有一点很少的手工活，穿塑料花、装拉链拉手、给秀兰大酒店叠迎宾卡什么的，甚至多少天不干活；但是另一种苦，难耐的寂寞，除了“值班”班三个人值班时能在走廊走一走，其他人除了吃饭、上厕所，整天呆在屋里，因此很多人看书，图书室里有不少，我知道的有，造谣诬蔑法轮功的，四大名著是盗版的，色情的，淫乱的，暴力血腥的，等等。
劳教所奴工
后来奴工活渐渐的多了，组装行李箱密码锁等等，最多的活儿就是给久旺果蔬编织袋穿口绳。开始学后来定任务，开始一天六包，（一包五十个编织袋，）然后八包、十包、十四包，最多涨到过二十包。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加班了。
 奴工产品之一：组装行李箱密码锁 |
 |  奴工产品 给久旺编织袋穿口绳 |
 久旺编织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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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大队违心转化的学员被分成几班（被称为大班），每班由他们指派一人做班长。还有一个在这之上的“大班长”，另外还有一个由几名普教组成的“值班班”，轮流在走廊内值班。坚定的大法弟子则被单独或三两个人隔离囚禁，被一个或几个普教包夹监视，经常被罚长时间坐小方凳，被称作“小班”；有许多规定：不许“串班”，不许随意走动，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见面，说话等，上厕所水房需值班人同意才能去。
每天早六点，值班犯人挨屋敲门，“起床”，由值班人指挥各班分别洗漱，上厕所，各班互不相见；同时“抱被”，即把睡觉盖的被子抱到值班室，把“造型被”白天摆放在床上。“造型被”必须叠的方方正正见楞见角的，“造型被”是不让盖的，就是装点门面的道具。（我在“文化活动室”时每天还要搬床板，早上搬走，晚上搬回。）有时早上要跑步，先在走廊集合，站队，报数，大班长或值班的报人数给值班警察，之后由一名警察带队，挨个报数跨过铁门，走下楼，又集合报数，之后大班长带队在操场上跑几圈，跑完上楼。各班拿饭盆（平时室内不让放任何他们说的“违禁品”），再排队报数下楼。在食堂门口又列队，由大班长起头，打拍子唱歌。有时警察会嫌声小或者不齐骂几句。再唱，满意后去食堂吃饭。
在警察不耐烦的等待下，人们吃饭速度极快。一般五分钟，慢时七分钟，不超过十分钟。（时间略长警察骂骂咧咧的催）大班长一喊”起立”，吃没吃饱都站起来，食堂外列队报数，上楼，很多人手里还拿着馒头。坚定的大法弟子吃饭，是由几个人把饭桶抬上来，由“转化”的或邪悟的分发。吃完早饭后打扫卫生，然后干活。中午12点前收工，与吃早饭类似，下楼吃饭。这时商店开门可买东西。午饭后能干完活的休息，干不完的加班。大概1：30-2：00正式干活下午5：30—6：00吃晚饭。晚上7：00准时看殃视《新闻联播》。将近九点各班在值班人指挥下“抱被”睡觉，而“小班”要到十一点（刘庆勇的主意）。
教育科对违心转化的学员定期不定期的“上课”，每人拿着纸笔，做笔记或是写心得体会。常“讲课”的有徐淑霞、闫梅（女，年轻的）等。
一有上级检查，打扫卫生时，近乎苛刻，地上不能看见黑点，除非弄不下来的，墙角等处被要求用钢丝球使劲蹭；“造型被”叠了又叠，棱角分明，脸盆、毛巾、鞋子摆放的整整齐齐；“大班”的人被强迫坐在床沿，上身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有的“小班”的法轮功学员坐床，有的坐小凳。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接见日，一个和我同乡的值班“普教”给我捎进来一些衣服（回家后才知道，是我的父亲在劳教所外托付给他的父亲，他们父子见面后他拿进来的），被恶警知道后，把我那个同乡狠狠的骂了一顿（我知道的有张占强、王磊），衣服拿过去他们检查，检查完，又叫他把衣服拿走，他怒气冲冲的把衣服全部扔进垃圾桶，回头狠狠骂我。
五、家人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号，家人把我接回家。当时还有至少乡村两级邪党人员也去了，据说他们还想继续绑架迫害。刚走出魔窟的我，没想到的巨大的感情打击：姥姥一家人哭着告诉我，母亲去世了，死的很凄惨。舅舅含着眼泪告诉我，母亲死不瞑目，他用手合了八回都没合上。
后来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我被绑架后，父母弟弟都被绑架，母亲在拘留所出现病状，才把父母放回家，弟弟则被绑架到洗脑班，“残奥”完了才放回。后来听说我被劳教所酷刑迫害，年近六旬的母亲再也承受不住，因此一病不起，日渐严重，在四次住院病危之时，找地方当局并带着医院的证明到保定劳教所要求探视，但都遭到拒绝；最后在治疗无望回家的路上去世（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回去的路上天就开始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母亲离世也不准奔丧，找到贤台派出所（所长卢洪文）而却要勒索一万元而作罢。
母亲去世时，眼睛嘴巴张的大大的，眼角含泪，邻居们见到都忍不住掉泪。
这一年多，父亲和弟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给母亲治病，办丧事；家里地里的活儿；还得打工挣点钱；乡村两级邪党还派人监视；还要找律师，跑劳教所，派出所等等。
我回家的第三天，一名姓崔的年轻女“乡书记”领两个乡政府的人到我家，要我在一张表上签字，我拒绝了。父亲讲述我们遭受的迫害，女“乡书记”竟然说：“那是你们自找的！”
二零一零年新年前，腊月廿九（或三十），派出所的一个姓胡的（个不高，略胖）人和村干部赵建立又来我家所谓“拜年”。这一两年每到敏感日，村委会就有人到家骚扰；直到现在还派人暗中监视。
李振兴一家人的遭遇，也仅仅是成千上万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冰山一角。人不治天治，中共的罪恶也必将被审判。衷心希望世人远离邪恶，尤其中共体制内的人，抓紧时间，退出中共，不要随中共被历史淘汰！
附：相关通讯方法
保定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原满城县）贤台派出所0312－7012202
邮编072150
刘国威13754420556 卢洪文13013244883 胡国义13931355210 刘玉栋15831563380 黄永安13333122875 王洪运15832451444 张红0312--7171700
原乡长杨萍（女）13932215837
人大主任杨宗旗13032006768
保定市高开区贤台乡大辛庄村（原满城县贤台乡大辛庄村）邮编072150
书记：李同心
村主任：范军瑞
赵建立 陈杭州 潘秀军 李凤海 李占义 陈琪
满城县国保大队电话 0312--7071191
贤台乡派出所人员（2008年，现在有变动）
 所长：卢洪文 |  副所长：张晓红 |  户籍警：韩保林 |  王国利 |  警长：石军保 |  指导员：蔡红建 |
河北省保定劳教所
地址：保定市莲池南大街1995号
邮政编码：071000
所属地区：河北省_保定市_新市区
联系人：于彦平
联系电话：0312-2191000 0312--5939110
管理科 电话 0312--5939040
二大队 电话 0312--5939022
二大队 大队长张占强，副大队长王磊1380312159（95）0，教导员刘庆勇，
韦东升、李胜昔、李继伟、张晋、张鹏、曹杨、贾海波、孔兵（张鹏、孔兵已调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