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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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再次相逢在丹麦
这是很普通一个傍晚，忙碌了一天的丹麦法轮功学员象往常一样来到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在座的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每个人读得都很认真，声音整齐，语气祥和，每个人都在用书中阐述的“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怎样提高自己的道德、怎样为他人着想、怎样在遇到矛盾时找自己。
学法结束后，郭居峰注意到对面的一名女士，似曾相识又一时想不起来，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她就是十二年前到过大连的丹麦法轮功学员刘颖。那时他们也曾在大连一起学法、交流，就象上面的场景一样。对他们二人来说，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但很可惜，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刘颖再不能回到大连拜访那些曾经认识的，让她记忆深刻的法轮功学员了，而郭居峰由于受到迫害，几年前出国来到了欧洲这个自由世界。
千里迢迢到大连学法交流
一九九九年一月份的时候，法轮功以其祛病健身的奇效迅速洪传中国，尤其在大连，可谓是家喻户晓，市区至少有二百三十四个炼功点，每天清晨，在城市的每一片绿地，人们都会听到法轮功祥和的音乐。
据一名学员回忆，当时他们单位从处长到科长，人手一本《转法轮》。九八年，大连地区6478人参与了《大连修炼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学员中疾病症状消失率达90.12%，6327人每年为国家节省医疗费用达1525.07万元，人均为2408.84元，为企业为家庭减轻了负担。
当时法轮功也开始在海外传播，一些金发碧眼的学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向往，对于中国更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那里是法轮功的发源地。一九九八年圣诞新年期间，三十多位来自美国、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利用难得的假期，千里迢迢到中国，参加与中国学员的学法交流活动。他们中间有西人也有华人，有修炼已经几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起步的新学员。
在这个特殊的旅行中有一名中国女孩，她就是刘颖，那时她还在丹麦读书，当时她是唯一一名来自丹麦的法轮功学员。谈起这段经历，她甚至有点激动：“那时我刚刚学法，就觉得法轮功和其它气功不一样，所阐述的都是让人怎么成为一个好人的道理，道理简单明了，人生中的很多疑问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炼功更是让我感到身心放松。去中国到北京和大连交流那是我第一次，非常非常难忘，记得刚到大连的时候，那里的学员非常热情，一些年纪大的大连的学员居然用英文背诵《论语》（《转法轮》书籍开篇的一篇短文），这让在座的西方学员感到非常亲切，同时也让我这个中国人感到非常惊讶，那么大岁数，居然在背诵，用的还是英语。”
当时在中国，很多学员认为法轮功是难得的高德大法，所以背诵法轮功书籍非常普遍。在大连，海外学员每天都会和中国学员一起读一讲《转法轮》，然后交流心得体会，每个人都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修炼中去执著心、纯净自己的过程，很多西人学员逐渐明白“修炼”这个东方古老文化中的词汇，明白了法轮功的深刻内涵。
难忘的集体炼功
说到炼功，让刘颖觉得也很难忘：“记得一次我们从旅顺口回大连的途中，路上经过一些村子，那里的学员听说海外学员要经过这里，就在路边上炼功，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欢迎我们。一路上看到学员集体炼功的身影，我们感到非常温暖，就象回到了家里一样。”
当时郭居峰就居住在大连，他说：“法轮功当时风靡大连，修炼人通过修炼自己，不仅身心健康，同时还推动了当时社会道德的提升，九七年《大连日报》曾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导古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一千一百多米的事迹。九八年《大连晚报》还报导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三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元旦前后，大连法轮功学员和海外学员经常在一起集体炼功，郭居峰说他参加了三次集体炼功，元旦在大连市人民广场，第二天是在星海公园，一月三日在星海广场，每次炼功都至少有五、六千人。他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星海公园那次，凌晨，天还蒙蒙亮，大连各区的学员都赶往公园，大连当时的有轨电车，一车车下来的全是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非常多。星海公园路边的栅栏上一路上挂的全是“法轮大法”的横幅。
郭居峰回忆说：“记得当时我和一名学员一起在公园里挂上了‘法轮大法’的横幅，他叫刘永来，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全家三口都炼法轮功。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被绑架了六次，二零零一年初他和我一起被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不同的监舍，后来我们又被劫持到大连市教养院。在那里刘永来被恶警用六根电棍连续电击一个多小时，酷刑折磨了七个小时，嘴被恶警用绳勒的不能闭合，嘴角两侧向外裂开五厘米。二零零一年七月刘永来不幸去世，终年三十六岁，当时他的儿子才十四岁。”
当时海外学员和大连学员在一起，和大海近在咫尺，宽阔的大海，冉冉升起的旭日，祥和的炼功音乐，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国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对于当时参与的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郭居峰回忆说：“炼功结束，一个同修告诉我要去和海外同修交流，当时我很兴奋，还特意借了一套西服。当时是在一个同修家里，海外来的同修有瑞典的、美国的、丹麦的，当时记得刘颖是唯一我们那个小组的海外来的中国人，所以印象很深。和这些学员交流，让我感到的是，这么多外国人学习法轮功，对我自己是一个激励，法轮功学员交流得都是那么真诚，那个环境真是人间的净土。午间休息的时候一名同修还为海外同修做拿手好菜，凉拌沙拉。”
在海外学员要离开的时候，也是在一次集体炼功之后，很多人没有走，大家都站在原地。海外学员在就近的地方绕场一圈，挥手向大家告别。在响亮整齐的掌声中，海外学员挥着手，流着泪，慢慢地走过一排排密密站立着的大连同修，向他们告别。大连的同修鼓着掌，挥着手，惜别的泪水和着笑容，每个人的脸都是那么动人，那么灿烂。那样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许多人的心中，成为难忘的珍贵记忆。
国内学员受迫害 海外学员讲真相
一九九九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善良人的迫害开始了，大连法轮功学员由于坚持“真、善、忍”信仰受到严重的迫害，截至目前大连至少有九十九人被迫害致死，郭居峰也曾被绑架，辗转过三个教养院，受到过电棍、小号、戴手铐等迫害，他认识的十二名学员在迫害中去世。
上面提到的为海外学员做沙拉的学员也多次被绑架，他的太太二零零五年的时候被迫害去世。之前在大连教养院，他太太因拒脱光衣服搜身，被一群普教在一楼男厕所外将她衣服扒光，七、八个人殴打，普教赵辉用脚向她嘴上狠狠地碾去，致使嘴唇破裂，牙齿全部活动，耳朵和两眼被打伤，多半个脸都是青紫的。
当时和海外学员交流是在学员家里进行的，这家的女主人是一名主治医师。后来迫害发生后，由于坚持信仰，两次被绑架到马三家劳教所摧残，遭受了不让睡觉、强迫奴役劳动、注射不明药物等折磨，两次被折磨致生命垂危，于二零零五年末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就在今年六月，大连警察连续两天共绑架了金州区和大连市内的法轮功学员四十多人。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身在海外的刘颖一直非常关注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尤其是看到大连发生的迫害时候，她都会感觉非常难过。她经常会拿出在十多年前中国的那些照片，回忆那段美好的记忆，她不知道那些和她曾经接触的大连学员怎么样了？很为他们的情况担忧。刘颖也曾去中共驻丹麦使馆前讲真相，还在酷刑展中扮演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她说：“作为一名海外学员看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丹麦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合法的，是对信仰‘真、善、忍’的人的人权侵犯。丹麦是个信仰自由的国家，很多人通过丹麦学员的讲真相，他们看到了中共的真实面目。有些人不敢相信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还有这样的残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
刘颖和那些曾去过中国的海外学员，真希望迫害早一天结束，那样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中国，和大陆的学员再一次坐在一起，学法、炼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