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榆树市法轮功学员崔占云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六月五日】我叫崔占云，女，今年六十六岁，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份开始学炼法轮功。第一眼看到《转法轮》就觉得特别好，从那天起天天看。没学法以前体弱多病，眼睛戴八百度眼镜，还有肠结核、肺心症，大夫都不给治了，就等死。还有多种病，学法一个多月病都好了，到两月时就不戴眼镜了，以前体重七十多斤，现在一百多斤。

自从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家经历了多次的抄家，我经历了两次劳教、多次拘留，最痛心的我的女儿李淑花于二零零三年十月份在榆树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姑爷杨占久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四平石岭监狱被迫害得双脚致残。我的两个外孙从小就经历亲人的被迫害，家破人亡的迫害给他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七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和女儿全家一共五人去省委信访办反映情况，后来我和姑爷还有其他同修去北京上访，在天津被劫持到拘留所。在天津拘留所里睡在地板上，每天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电视，后来榆树政保科（后更名为国保大队）把我们接回榆树，因为我坚持我的信仰。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如果我写不炼的保证，当时就可以放回家。但是我没有。十五天后无条件释放。

我家离榆树市培英派出所很近，（该派出现已搬迁到别处）。而且以前我家是学法点。所以警察经常来骚扰。有一天我正在看书，包街民警赵文峰来我家说：“你家这玻璃镜这么明显，你还敢看书？”我说：“这大法多好！你也看看。”他就走了。还有一次片警肖红军来我家，看我戴法轮章，让我摘下去，我笑呵呵的看着他，心里想：怎么能听你的呢，我得听我师父的。没办法他就走了，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

我被榆树市培英派出所赵文峰绑架，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就被告之：炼就教养，不炼当时就可以回家。我女儿李淑花虽然写了不炼的保证，但还是被非法拘留了，当时和我们同一天被非法拘留所还有附近的法轮功学员周秀梅、曹艳华、李淑影、岳凯（李淑影、岳凯是夫妻同修，两人均已迫害致死）。

这次拘留期满后，改为“监视居住六个月”，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被迫写了“不上访，在家炼”的保证书后，才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六月

我带上真相资料到一个叫柳树的地方去洪法，一进屯就遇到十几个人，我就给他们每个人一份真相资料，柳树大队治保主任把我举报了，第二天公安局的人到我家把我的大法书都搜去了，我被拘留了十五天，花四百元才放回。

二零零一年十月

我和邻居同修去北京上访，当时有很多炼功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我因为害怕没有打横幅，晚上在旅店，被北京房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问我家住哪，叫什么，我不说，恶警就给我戴上手铐，拿书打脸，让我跪下，把我打昏了，警察还拿烟头熏我鼻子。后来我说出了住处，当地公安局把我接了回来，勒索我三千五百元钱，名目是接我花的费用，因为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大队就私自把我赖以生存的自留地卖了八年，我在当地被拘留十五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送黑嘴子劳教所，在黑嘴子呆了十六天后，又给接回当地，接回后一开始被关押在当地拘留所，三十天后政保科企图勒索我三千元，我丈夫说“一分钱都没有！”他们看实在是拿不出钱了，也只好把我放了。

二零零一年

我拿着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从榆树一直贴到福安，被福安治保主任鲍国喜举报，我被绑架到拘留所，我用绝食来抗议对我的非法迫害，十二天后，他们怕出人命，把我送回家。

二零零二年三月

长春“三月五日”插播事件后，榆树几乎所有的炼功人都被骚扰了，有一天半夜警察全体出动，夜闯民宅，绑架了很多人。我家也没有幸免，警察闯入我家，把我家翻的一片狼藉，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抬上警车，我连鞋都没穿，我被绑架到公安局，他们强行给我照相，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一炼到底”，听到这句话他们恼羞成怒，上来一阵毒打，把我打昏后，扔在一边的大法书堆上。当天他们虽然放了我，但是跟着就来了六、七个警察，他们在我家蹲坑，禁止我家人外出，凡是来我家的人，警察都要盘问：炼不炼功，炼功就带走。有一邻居不炼功，找我大女儿挽裤角，被警察扣押在我家，到晚上做饭时间了，她要回去给家人做饭，警察也不让。有几个同修听说我被警察打伤，来看望我，均遭到警察的无理盘查或扣押，有的被警察绑架到公安局，有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同修，以前和我住得很近，来看我，被绑架到公安局，在国保大队被逼踩师父的法像，一个叫于爱华的，和我是老乡，也是福安乡人，来看我，被绑架，后被劳教三年。这些警察均为男性，象土匪一样在我家连吃带住，不修炼的小女儿未婚，被逼无奈只好到朋友家借住，不修炼的丈夫被带到公安局审问，修炼的大女儿被迫流离失所。就连胡同口一个开发廊的，不炼功，也被逼问：平时谁经常去我家。

二零零二年六月

我打算到柳树妹妹家帮干活，在客运站等车时，我向人讲真相，被恶人举报，正阳派出所把我绑架，我被非法拘留，我绝食反迫害，十几天后我被非法劳教送黑嘴子劳教所，在那个黑窝，我拒绝转化，她们就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我说话、不让我睡觉，我绝食反迫害，她们就给我野蛮灌食。劳教所奴役法轮功学员干活，我拒绝干活，后来一个姓李的大队长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我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她们仍不放人。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有一天我咳嗽，一个叫王玉梅的大队长要给我打针，我拒绝，王玉梅就狠狠的踢我，还叫一个邪悟的看着我。在我的启悟下这个邪悟的明白过来了。因为我不太会写，我就叫她写了五封信，分别给三个大队长、管教和医生一人一封，信的大致内容是劝她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善待法轮功学员将来会有福报。如果迫害法轮功学员会遭报。

李大队长问是谁写的，我说是我让她写的，她们就把写信的用电棍电：电她的脸，一直电到她说不炼，她的脸被电出了泡。因为是我让写的，所以大队长王玉梅用电棍电我的手腕子、脖子、脸，最后，往回走时，王玉梅还朝我后背狠狠电了两下。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我早就被她们迫害死了。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劳教所事先写好了保证书，让我按手印，我不按，四、五个警察拽着我强行按，我给大队长王玉梅洪法：我说我以前戴八、九百度近视镜，炼功不到两个月不摘了，我还有肺心症等多种疾病，就等着死了，是法轮大法给我了第二次生命，我没花一分钱就好了，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可能违背我的良心站到大法的对立面。

一年半以后，我被放回家，到家之后，才知道女儿李淑花在榆树市看守所已被迫害致死。恶人害怕丑事败露，把姑爷杨占久非法判刑七年，在四平石岭监狱被迫害双脚致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春天，一个姓常的邻居同修刚从劳教所回家，因我俩是亲戚，她来看我，看完我，从我家出来后又去了另一同修家，在另一同修家被绑架，丈夫让我出去躲一躲，我说我不是坏人，坏人才躲呢。第二天，几个警察一早开着警车到我家企图绑架我，最后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七月份的一天，几个恶警到我家，无缘无故的强行把我抬上警车，我被非法关进拘留所，十五天后，才放回家。同时被非法拘留的还有当地的十几个同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两个同修（一男一女）到我家来串门，被培英派出所绑架到榆树国保大队，我家的大锅盖（卫生接收天线），也被他们强行没收。后来又把我和我丈夫带到国保大队，我被拘留五天，女邻居当天被放回。男同修被拘留十五天后，国保大队把他送往长春劳教所，因为他身体虚弱，劳教所拒收，只好放回家。

二零零八年七月，“奥运火炬”在长春举行，培英街道办和下属社区的几个人到我家门口看着我，一直到火炬离开长春她们才撤离。我的邻居周秀梅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公正对待。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

那天中午，几个警察进屋就翻，把我家两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两台打印机、一个刻录塔、切刀、二百元钱等全部收走，强行绑架了我、我丈夫、我姑爷（已迫害得双脚致残）。我和不炼功的丈夫当天被放回，我姑爷被扣押。

二零一零年六月份

有一天中午恶警石海林带几个人进我家就翻，抢走两本大法书，把我强行抬上警车，因为他们实在找不找迫害的理由，当天放我回家。

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且任何人不得干涉。但公检法等执法部门却执法犯法，把少数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恣意践踏法律，颠倒黑白，迫害一群无手寸铁的善良人，在此呼吁有良知的人，都来制止这场迫害。同时正告那些迫害者，善恶有报，立即停止迫害，否则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