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避开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组织“六一零办”的骚扰,我跑遍近半个中国,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正念解体过无数次邪警对我的监控、跟踪和前堵后追,与各阶层世人讲真相劝退,基本事事顺。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几天,师父护佑我甩掉邪警的追抓,我到了澳洲。尽管语言有障碍,但救人的事没受太大影响。
二零零九年七月底,我参加退党服务中心向中国人劝三退,越劝退越感到需要救度的中国人越多。我知道许多同修很忙,救人项目多。我就由开始每个周末围着退党摊位打转,改变到流动退党,由先前的周末三退保证时间外,在平时固定的三件事项目外找出早晚时间,去华人多的社区、火车站、中国留学生多的校园必经要道和旅游景点劝退,打破按部就班的常规。我心中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用正念加大救人的力度。果然三退数量和质量明显增加,经常三五成群的留学生听我讲真相后,高高兴兴的退出并表示“谢谢”。有位女硕士毕业生(已回国)退了团队后向我提出要求说:“阿姨,我可不可以抱抱你?”我看她很真诚便答应了她的要求,她紧紧的抱住我时说:“阿姨,你怎么那么好,就象我妈妈。”我告诉她我是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的。她说:“我就喜欢善人。”
一次在退党中心,同修指着一位五十多岁的河南来探望孩子的女士告诉我:她来了好几次,就是不退。我与她讲真相后,她热情的拉着我的手高声说:“大姐呀,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法轮功不是反中国呀。”她并连喊两声“法轮大法好!”乐呵呵的退了团队,并答应回国劝老伴退党。
我在澳洲劝退的中国人中,上至中央部委领导,下至一般平民各阶层的人都有。劝退的留学生中,官二代、富二代很多,省人大主任的女儿、副市长、市公安局、检察院长、法院院长及许多大公司老板子女(对这些特殊人群,我另加特别的指导他们如何劝退父母保平安的方法)。其中在我劝退的留学生中已有二、三千人了。二零一零年六月,师父又一次鼓励我,在我不常用的帆布箱盖上开出二十五朵晶莹剔透的优昙婆罗花。
在正法洪势带来的天象变化下,师尊良苦用心,成批成批的调来有缘的中国人,来国外“观光旅游”或“留学”、“考察”,为我们救更多的世人开创条件,我从内心感恩师父。其实,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尊在做。
通过“三退”的实践,我明显感到世人盼得救的渴望,他们几乎都是认真听过真相后高兴的退出后再三感谢,其中,很多人抱拳或合十拜谢。
今年三月一天下午,我在景点给某部委两个领导讲真相时,他俩一前一后走着,我给前面一个讲真相时,他几乎就是移步,头紧靠着我认真听,我有意把声音放到走在他后面的官员听见,讲完后发现只走了七、八米远,我当时就问:“兄弟,你是好人,为了保平安,把那个党员退了吧。”他略带微笑的点点头小声说“好”,坐在咖啡吧座椅上。接着我转身对已坐在他对面的另一官员说:“兄弟,您也听清了,我用化名帮您也退了吧。”他笑着说:我有真名。我说:那好,我用真名帮您退了。他说:我的真名很好,并同意三退。
我给许多游客“三退”时,他们许多人对我都是“一见如故”或“相见恨晚”。最近内蒙古来的一个老年知识份子旅游团,女游客拥抱我,男士拉着我的手。劝退在一片祥和的“聊天”中完成。最后临走时,我说“欢迎你们再来观光”。他们有的含着眼泪说:“就这一次呀。”再次抱拳道谢,并嘱咐我“保重”。还有一次某省四个厅局干部认真听我讲过真相后,全部同意退了邪党组织,并表示感谢。
即使碰上不友好的人,我正念强时,他们也会退。六月中旬连连下了好几天雨。有一天我在景点与一位站在屋檐下躲雨的五十多岁的男士讲真相,我刚开口他就大声呵斥:你是干什么的?!我满脸笑意的诚心告诉他说:“我是行善的。”他收了收凶相上下打量我,我心想:“我就一定要救你。”我边笑边给他讲退党保平安的事例,他一言不发很认真的听着。最后我问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把那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去掉吧。他舒了口气说,“噢,是这样啊,我是党员,退了。”
以前,我一天能退十几或半百人上下。今年,每天经常能劝退八、九十人,好几次突破了一百人。因为感到救人的事时间紧、责任重,我常与个别大陆来的同修切磋,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劝三退”救人。
在此我借明慧网一角,呼吁同修们百忙中去救度那些可贵的中国人吧!海外的大法弟子多数不存在语言障碍。提高救人的效率最重要,劝退一个就救了一个生命群。放下各种人心的执着,突破“金口难开”的魔障,抓紧稍纵即逝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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