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妇女李金花自述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明慧网通讯员宁夏报道）宁夏今年四十三岁的妇女李金花，坚持信仰“真、善、忍”法轮大法，屡遭中共人员迫害。从九九年至今十二年多来，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她遭迫害后，丈夫找借口离婚时，她没有住处、一无所有，六岁的女儿也被中共法官判给丈夫，她只能孤身一人回娘家。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叫李金花，今年四十三岁。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修炼法轮功以前，我的体质非常差，稍不留心就感冒、发烧，肺炎就犯了，吃药打针几乎没有断过，每月来例假血多、持续时间长，浑身无力，干不了重活，干活干一会就累，就要休息。结婚后因为带孩子辛苦，身体就更虚弱。一九九五年严重贫血、经常头晕目眩、血色素低，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当即要求住院治疗。我相继住院两次，每次住院近两个月，医药费花去了近万元。最后医生抽我的骨髓也未能查出病因，无奈之下只有出院。出院后又吃了很多补药也未见效果。那时见我的人说我脸色苍白。因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每天悲叹自己命运多惨，幻想着谁能帮我减轻痛苦。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和家里其他四人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月后我们几个人的身体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再不感冒了；每次来例假正常了；脸色渐渐红润，体力增强了；因为身体好了，对别人能宽容了，心胸开阔了，精神面貌彻底改变了。几个月后家人不放心，非让我到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母亲有甲肝、胃下垂、腹腔里还有个肿瘤，中西药没断过，是个“药罐子”，从我记事开始，我家每天都弥漫着熬中药的苦味，但从得法至今再没吃过一片药。我父亲有严重的胃病，修炼后也都好了。我女儿虽然小，也受益无穷。

我们修炼后，都努力按法轮功师父的教导“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生活、工作中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和别人发生矛盾都能够找自己的不足。我们沉浸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喜悦中，只要有时间就到炼功点炼功。当时我所在的银川火车站门口的炼功点每天都有一百多人，再后来因为人多就分成了几个点。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一时间电视、报纸大面积污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警察到处抓人。不久我们炼功点的辅导员王玉周被绑架了，同修马智武（至今仍在监狱）等都被劳教了。新闻媒体黑白颠倒、编造谎言欺骗世人；警察四处抓人，肆意制造恐怖气氛。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炼了，难道做个好人有错吗？我开始向身边的人讲述炼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我想：既然不让炼，肯定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我在医院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的病，花了十二元钱，请了一本《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著作），炼功短短几个月就好了，我怎能让人诬蔑师父呢？我一定要为师父喊冤！

在本地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带女儿（六岁）同哥哥李世林去北京上访。可是从那以后我却被多次抄家、绑架、劳教、判刑，至今家散人离、居无定所、一无所有、几次丢掉工作……我哥哥李世林也被非法劳教、判刑、多次绑架抄家。

我的经历可以让世人知道中共邪党是如何迫害人的正信、怎样迫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善良民众的。以下是我和家人十二年多来所遭受迫害的简述。

1、合法上访被绑架

二零零零年二月底，我和女儿、哥哥李世林一同去北京上访。那时公安部门已在全国的飞机、铁路、公路上设置关卡，检查、阻止法轮功学员到北京。我们去北京的途中在火车上就听说宁夏同修司玉蓉、陈玉兰等五人在火车上被绑架了，但我们还是没有退缩。到北京后，只见漫天黑云滚滚，到处鬼影幢幢。几天后我们三人到天安门广场，又碰上了宁夏大法弟子王玉柱（至今还在监狱）、秦永顺。我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广场周围停了好多辆警车，到处可见警察、便衣在抓人打人，只要发现法轮功学员就直接抓走，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

当时王玉柱、秦永顺拿出一个长长的条幅刚打开了一半，周围就扑过去七八个警察抢条幅、打人。警察把他俩按倒在地、不分轻重不停的拳打脚踢。一个警察还用脚狠狠地踩住秦叔的头，秦叔不停的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见状打的更厉害了，后来又把他拉起来打耳光。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这些警察丝毫没有收敛。

恶警虽然残暴，我们还是毅然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打开了。瞬间冲过来好多警察、“便衣”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把我哥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我女儿看到这恐怖的一幕吓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随后我们五人都被绑架到一辆警车上，当时那辆车里已经有十几个大法弟子了，警车装满大法弟子后呼啸着将我们押到广场东侧的派出所。

2、天安门广场东侧派出所警察的恶行

广场东侧的派出所有一个特制的巨大的铁笼子，我们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好多人了。周围有警察值班，值班警察隔着铁笼子问我女儿：你还炼不炼？我女儿天真无邪的看着他，笑嘻嘻地回答：“炼。”那警察恶狠狠地说：你再炼，再炼我就让你夭折了！所谓人民警察在一个幼儿眼中俨然是一个恶魔。

铁笼子旁边的办公室不断有警察出来将大法弟子逐个带到办公室，逼迫说出姓名和所在地，不说的又带回来了。秦永顺被带走大约两小时才回来。警察带他返回铁笼子时，他的两条胳膊都在发抖。我问他胳膊咋了，他说被电棍电的麻木，已经不能控制了。和秦叔同去的同修说秦叔在里面被恶警电了好长时间。后来我哥也被带走了。

过了一阵，我也被警察带到这个挺大的房子里，我看到几处多个警察围着一个大法弟子施暴的场景：一进门地上躺着一个小伙子，已经失去知觉了（后来知道是河南的），一个警察穿着皮鞋狠狠的踩在他的脸上，他女朋友被打着“背铐”站在旁边，恶警不让她靠近。她女朋友哭喊着说：人已经昏迷了，你们还打？几个警察围着一个东北的女大法弟子，正在逼问她，她的眼睛和嘴都被打肿了，眼圈周围青紫，嘴角正在往下流血；一位头发全白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被几个警察围着逼迫她蹲马步，她还是不肯说姓名。三个警察正在强行给我哥打“背铐”：他们把我哥按着趴在桌子上，一个又高又壮的警察用膝盖顶在我哥的腰上，三人使劲将我哥的两条胳膊往手铐里铐，只听骨头嘎嘎作响。强行给我哥铐上后，他们又反复逼问姓名和所在地……

带我的警察故意走得很慢，让我看这些血腥场面，目的是吓唬我。这些残忍的场面以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见过。怎么能这样对待做好人的人呢？我气得浑身发抖。他们开始问我姓名、所在地，我也不回答。两个警察把我的胳膊一条从前面绕过肩头往后往下拉，一条从背后顺着脊背往上拉，我奋力挣扎，也无济于事。他们强行给我打上“背铐”的一瞬间，我疼的象要死了。我的左胳膊小时候摔断过，这样铐着，我真感觉生不如死，大约十几分钟我受不了了，就说出了姓名。后来听说王玉柱那天也被打的很厉害。我们所有人当天被绑架后都没吃没喝。晚上九点多我们宁夏大法弟子全被带到宁夏驻京办了。

3、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

我们到宁夏驻京办，那里非法关了近百个宁夏大法弟子。当时驻京办已经去了好几个宁夏公安部门的警察。大法弟子男女分开关在两个大房子里，门口有警察把守。警察伪善的对我们说：没事，你们回去就可以回家了。第二天，一百多人一起坐火车被押送至银川。到银川火车站一出站，门口就有好多辆警车排了两排，警察指挥着大法弟子上了提前安排好的警车上。我和冯建英、张桂芳、张芳、郭文燕、秦永顺等十几个大法弟子被押到银川新城（现改为金凤区）分局。警察通知我丈夫到新城分局接孩子时，警察问他：你知不知道你妻子走北京？我丈夫说：我和她早都没关系了，他气狠狠的把女儿接走，没有理我。随后我们被押往银川看守所。

当时关押在看守所的女大法弟子有三十多个。看守所就是人间地狱：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只有一个通铺，十几个人都睡在大通铺上，人多时大家都只能侧身睡觉，根本没有翻身的余地；晚上轮流值班，吃喝拉撒全在这一间小房子里，如果有人吃饭就不能上厕所，即使肚子不舒服也得忍着；刚进去的时候还要被号长打；每天必须洗厕所、擦地；吃的饭跟猪食差不多：黄馒头和土豆汤，土豆汤都磣牙。

我们去的当晚在号子里炼功，被人诬告了。第二天，队长马爱玲把我们十几个炼功的人叫到办公室，让大家站成一排。她气急败坏的拿着一本书把所有人逐个从脸上扇，边扇边骂：你们跑这来炼功！后来她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马爱玲就又叫来其他队长合伙给我打了背铐、戴上重刑犯戴的脚镣。时间不长，我的胳膊青紫淤血，好象要断了，她们就给我卸掉了。冯建英不配合邪恶，被戴上重刑脚镣、打背铐十三天。

我被戴脚镣、打“背铐”、遭恶警辱骂，加之吃不好睡不好，身体扛不住，出现流鼻涕、咳嗽、高烧不退、浑身无力的症状，十三天后回家了。回家不久，得知我哥、王玉柱、冯建英、赵玉虎（至今还在监狱）等同修都被劳教了，有的大法弟子被勒索了一笔钱回家了。

4、家散人离 孤身回娘家 女儿受折磨

九九年上半年，我丈夫就有了外遇，提出离婚，我不同意。我是一个传统的女人，把家看得很重，他的家人也都指责他，不同意我们离婚。后来我丈夫就住在那女人父母留下的房子里不回家了，而且不给家里钱，还用种种手段找茬欺负我。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邪党的媒体大肆诬蔑法轮功，我丈夫竟然给他家人说：因为她炼法轮功要和她离婚！他年近八十的老父亲听说后，吃力的上到我家住的五楼，劝我不要炼法轮功了。我就给老公公解释说，他儿子要离婚是因为有外遇，不是因为我炼法轮功。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上访被关押从看守所回家后，我丈夫再次以我炼法轮功为借口，提出离婚，我还是不同意，他就起诉到新城区法院。起诉书上写的是：因我炼法轮功，到北京“静坐闹事”，给他“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并且执意要女儿和房子，我还是坚决不离。法院送来传票，我无奈之下到法院应诉。我们家所有财产折算了四万块钱左右，谁要房子就给对方两万块钱。我丈夫提出：如果我要房子必须马上给他两万块钱。我当时拿不出钱，考虑再三，答应将房子给丈夫，但女儿我坚决不同意给他。我丈夫说：我怕女儿跟上你炼法轮功！新城区法院（现改为金凤区法院）的法官翟淑君（女）、书记员邓丽（女）在裁定时对我说：孩子六岁多，母亲照顾最好，但是因你炼法轮功，就只能判给你丈夫，还说：你不同意我们也可以这样裁决，只不过时间长一点。

那时我已经失业、丈夫长期不回家、不给我和女儿生活费、偶尔回来一次还找茬闹事。又拖了一段时间，我见没有转机只得签字。女儿得知我们离婚，她和妈妈要分开时，哭的死去活来。法院调解时丈夫答应给我的两万块钱两年多才陆续给清。

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女儿被抢走，加之受迫害身体不好，我万念俱焚，一无所有，孤身回到父母家。

从那以后，我丈夫及他家人害怕女儿跟我炼功就不让我们见面。我大多只能到女儿的学校偷偷见她。女儿一方面因想念妈妈而痛苦，另一方面又因见我遭殴打、谩骂，还要接受一个后妈的管教，她的痛苦可想而知。一次女儿得到允许到我父母家住了两天回去后，被她爸爸扇耳光，把门牙打掉了一块；她爸爸、奶奶、姑姑还用扫帚把打她的腿和屁股，她好长时间走路一瘸一拐。此后我起诉到法院，恶党法官再次剥夺了我要回女儿的权利。后来有一次因女儿偷偷跑来见我，被她奶奶知道后赶出家门，才和我生活在一起了。但她爸爸在之后的两年多里不给她生活费。直到二零一零年上高二时，需要在学校附近租房，我一人实在无力承担，女儿去找他爸爸要，才又开始给。

5、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和申冬梅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构陷，遭满春乡派出所的恶警绑架。派出所恶警逼问申冬梅（二十二岁的姑娘）姓名时，她不说，恶警打了她好几个耳光，把她的衣服扣子都撕掉了。我们在派出所呆了一阵，银川市公安局的李存、谭江萍等人到派出所非法审问我们，李存同时派了十几辆警车到我父母家抄家抢劫，还威胁恐吓我七十多岁的父母。我父母经历过多次的“运动”，非常害怕，就把打印机交出来了。当天晚上我们被送到银川市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他们迫使我们当“奴工”撕胶，每天都有很重的任务，干不完不让睡觉。一个多月后我俩被非法劳教三年，同时关押到宁夏女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两个“包夹”看管，无论白天晚上都跟在身边寸步不离的监视；警察每天还给我们放污蔑师父的录像、写思想汇报；“坐小板凳”；捡脱水菜，任务很重，干不完不许睡觉；还到南梁农场挖葡萄沟、剪树苗。中队队长马晓燕、警察马莉经常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还伪善地劝我“转化”，不“转化”就不让家人接见。有一次，我爸爸和女儿来看我，她们不让见。我女儿在接见室嚎啕大哭，我父亲哭着给他们说好话，警察才让接见了。

在劳教所，警察和警察指使的犯人每天花样繁多的迫害手段和干奴工让我心力交瘁、度日如年，加上长期学不上法、人心重，就违心地写了“三书”，提前回家了。这次写“三书”给大法抹了黑，对不起师父，也加大了自己以后修炼道路上的魔难。

6、再次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

我和我哥相继从劳教所回家后，满春乡派出所和城区公安分局（现改为兴庆区公安分局）的恶警经常到家骚扰，为避免父母受迫害，我和我哥就租房搬出去了。

就在我们回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二零零二年一月，银川市公安局的谭江萍等恶警为了他们能“过好年”，就到我父母家找我们。我俩不在，他们把我七十岁的老父亲绑架到满春乡派出所关了一夜。我们听到消息第二天回家后，李存、靳春花、谭江萍，张安忠等恶警当即把我俩绑架上了警车，欺骗我们说是到银川市公安局，实际上警车直接开到了银川市看守所。李存、张安忠等到看守所提审我时，我质问他们为什么骗人，他们说：“不骗你们，你们怎么能来呢。”

这样我又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我哥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7、我和哥哥李世林、朱琳一同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六月的一天晚上，十二点了，我和朱琳在租的房里，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在开门，我以为我哥来了，打开门一看是李存一伙。他们押着我哥，从我哥身上抢了钥匙正在开门。我哥的一条胳膊打着绷带，吊在脖子上（后来才知道恶警绑架我哥后用吊铐吊了三天三夜，胳膊快断了，我哥承受不住说了我们的住处）。恶警见我们打开了门，立刻冲进来，将我们三人戴上手铐绑架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分开关押。

第二天上午，张顶生带人开了两辆车押着我到我和朱琳租住的房子抢劫了大法书、打印机、真相资料、一些私人物品、两千元现金；到我哥租住的房子抢劫了大法书和一些私人物品。当晚，我乘机从关押我的地方跑到大街上拦了出租车准备离开，靳春花、马自立在后面追赶，路过的行人抓住我后交给靳春花、马自立。回到原地，靳春花气呼呼的扇了我一耳光，还怂恿张顶生继续打我。张顶生把我铐在暖气管上好长时间，我的手腕勒出了深深的一道血印子。当晚就把我关押到银川看守所了。

过了几天我哥和朱琳被关到“六一零”洗脑班，再后来也关到看守所了。到看守所我绝食抗议，七天水米未进。队长张芳和所长扬言要给我灌食。我想：有的同修因灌食被迫害致死了，我还有年迈的父母、可怜的女儿没人照顾，就放弃了。后来又绝食两次，都没有坚持太久。因我几次绝食瘦的皮包骨头、弱不禁风。

三个多月后，银川市兴庆区法院的法官、兴庆区检察院的检察官给我、我哥、朱琳分别判刑三年、四年、三年半。我们三人被非法开庭时，没给家人通知、不让辩护，开庭时间不长就草草结束了。我们上诉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法院给我们送来《刑事裁定书》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级法院参与迫害的是：审判长：周宁林；代理审判员：马少骏、李锋；书记员：刘春艳。十几天后我们就被关押到监狱了。

8、在宁夏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我和朱琳同时被关到了宁夏女子监狱。刚去，我们的头发就被强行剪成短发，有不愿意剪的，几个恶警上去按着就强行给剪了。在这个黑窝，法轮功学员仍然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每个人都有两名“互监”全天二十四小时负责监视，一言一行都没有自由，上厕所“互监”也跟着。每顿饭吃饭的时间很紧，吃饭慢了，狱警、“互监”就骂骂咧咧。

恶警安排监视我的“互监”是两个杀人犯，一个叫宋淑萍。从早到晚看管我，就连我半夜上厕所他们都跟着，寒冬腊月也不例外。我们每天只能干活、吃饭、睡觉，不允许提法轮功的话题。

我被分配干奴工烫衣服。在车间干活时“互监”还监视着，不让说话；饭前饭后还要训队列、背监规、唱邪歌。有一次开会时，法轮功学员席华不配合邪恶，中队长陆春、小队长楚楠等和一帮犯人一哄而上连拉带扯强行给席华戴上手铐拉走了。教育科的丁蕾、还有陆春、三队队长方梅经常找我谈话，让我“转化”，并每天逼我写思想汇报。

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的，就不让接见；不让家人送东西，只让压钱；里面卖的东西都是天价劣质的；不让打电话；不让通信。中共恶徒一方面不让法轮功学员与家人见面、通信、打电话，一方面还在媒体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不讲亲情”。

灵武大法弟子驼美玲，被他们折磨的精神恍惚，神智不清，听犯人说，有人给她的食物里放了不明药物。在这种高压迫害下，自己法理不清、人心太重，再次“转化”，提前一年回家了。回来后经过学法，对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我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再次给大法抹了黑。

9、再次无辜被绑架关押到看守所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中午，我正在租的房子做饭，突然有人敲门。几分钟后我想出去看看究竟谁在敲门，刚下到一楼就有人喊我。我一看是个不认识的人，他周围还有一伙人，其中有两个穿警服的。我走近一看这伙人中有一个是银川市“六一零”的王满。这时过来一人（后来知道他叫骆健）说：我们要抄你家！我坚决不配合。

正在这时，我女儿放学回来了，我把身上的零花钱给她，让她去奶奶家吃饭，女儿拿了钱就走，走了不远，王满追过去，抓住我女儿的手腕把我给的零花钱一把抢过去，将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的几张抢走。还把我女儿的手腕上捏出一道紫印子。

骆健逼迫我开门，我据理力争：“我只是炼法轮功做好人，又没犯法，你们这样三番五次的无故骚扰、迫害我，我在这租房子带着孩子上学，你们凭什么？”骆健见我不开门，就给开锁的人打电话。打完后又把我往楼上拽，最后强行从我兜里抢走钥匙打开门。这一帮人，挤进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开始抢劫，翻箱倒柜抄出大法书、电子书、《明慧周刊》等。

非法搜了一番后，骆健又打电话叫来几个人，一个进屋后拿着摄像机乱拍乱照，另外的几个又到处乱翻了一通，包括阳台。骆健指使这些人绑架我，我坐在门口抓着门死死不放。骆健又打电话叫来防暴大队四个当兵的。这四人来了强行给我打上背铐，将我抬到车上，绑架到西夏区公安分局，铐在铁椅子上。

酷刑演示：铁椅子

后来得知参与绑架我的是宁夏公安厅的骆健、银川市“六一零”的王世元、王满，西夏分局国保大队的陈建华、李兰，西花园派出所所长张中、西花园居委会主任王红梅等。

当天下午，王世元、陈建华等将我绑架到看守所，我坚决不下车，他们把我强行拉下车，推到看守所。我看到大法弟子辛林原也被绑架到这了。狱警不让我穿凉鞋，将我光着脚押到二楼监区的号子里。刚到号子里，狱警就指使吸毒犯张学萍对我搜身。搜身后，张学萍命令我坐到床上，我坐下后习惯性的盘上了腿，她冲过来打了我两个耳光。我报告给队长张某某，张某某佯装不知，还叫过吸毒犯小声嘀咕，让对我严加看管。张学萍还逼迫我每天洗厕所、擦地。

我不是罪犯，就不吃饭不喝水。三天后，姓张的队长恐吓我：你不吃饭，我们就给你强行灌食，这里关押过的法轮功绝食的多了，谁也没抗住，你还是吃吧！所长恶狠狠地说：这里关了多少人，我还管不了你了？你赶紧吃饭！张队长又指使号子其他人围攻我，我不吃饭她们就不停的辱骂师父。有一个叫吴小丹的魔性大发，不停的污蔑大法、辱骂师父，其他人还夸奖吴小丹。我万分难过，为了不让她们再造业，就进食了。

我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狱警就强迫干奴工了。装打火机，每人每天分一脸盆，新来的减半；每天从早上六点多就开始，一直干到晚上，干不完就不让睡觉；干了十几天后，我的大拇指、食指的皮就磨烂了；因为长时间坐在小凳子上，屁股磨的疼痛难忍，有些人就想办法用旧衣服等改成小垫子垫上；每顿吃馒头，喝莲花菜汤；每天早晨唱邪歌、晚上看“殃视”新闻、背监规；我坚决不穿号服，犯人在队长的指使下，每次都一拥而上强行给我套上。有个叫马玉凤的狱警特别邪恶，只要轮到她点名就用脏话侮骂我，还骂我是另类，让其他人对我严加看管。

在这期间，骆健、王世元、王满、陈建华多次轮番到看守所非法提审我和辛林原。有一次，王世元提审时我什么也不说，王世元恼羞成怒，端起一杯水泼到我脸上。一次骆健提审时威胁我：从你家搜出的传单数量不够劳教，我可以说你是屡教不改，照样可以劳教你三年。最后一次，王满、陈建华拿出写好的一张纸，里面有不发传单、不上网、不和其他大法弟子接触、别人给东西不要等内容，逼迫我签字，我这次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六天。

此次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八十岁的父亲、七十六岁的母亲、女儿、哥哥等亲友前去要人，他们不但不放人，还非法拘留了同修隆竹云、蹲坑抓我哥、到其他同修家骚扰。遭受此次打击后，我父母的头发一夜之间几乎全白了。

10、家人遭受的迫害

（1）女儿遭受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我被绑架关押回家后，法院协同丈夫逼迫我离婚。我丈夫虽然执意要去了女儿，但他对女儿并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女儿有时在爷爷奶奶家住，有时她爸爸带回去住。孩子的爷爷、奶奶、爸爸、姑姑听信了邪党的谎言，生怕女儿跟上我学法轮功，就不让我和女儿见面。我只能隔三差五到学校偷偷和女儿见上一面。每次见面时女儿都哭着说：妈妈我想你，我在奶奶家不敢哭，我一哭爸爸、奶奶、姑姑都骂我，我只能躲在被窝里哭。女儿和我见面，一旦被她爸爸家的人知道就大声斥责、谩骂。

有一次周末我征得她奶奶同意后将她接到我母亲家住了两夜。我送她回去时，她爸爸、奶奶、姑姑都在，她爸爸将我衣领扯住想要打我，我制止后，他将我推出门，关上屋门就开始打女儿。我站在门口听见女儿哭的撕心裂肺，使劲敲门，她们都不开，我只能伤心的哭着离开了。第二天，我到校门口，远远看见女儿一瘸一拐的走出来。女儿一看见我抱住就哭。我问咋了，女儿哭着说：他们怕我去姥姥家炼法轮功，爸爸扇我耳光，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一块；还说要把我的腿打断，边打还边问：你还炼不炼？后来爸爸、奶奶、姑姑都用扫帚把打我的腿和屁股。我看到女儿的一颗门牙被打掉了一块、大腿上一个硬疙瘩，隔着裤子都能摸出来。我和女儿站在学校门口拥抱着哭了好久才分开。

此事过后，我起诉到法院，要求自己带女儿，而且我女儿已十四岁，可以自己做主选择了。金凤区法院的法官王振华无视我和我女儿的请求，再次以我炼法轮功不适合带女儿为由，剥夺了我要回女儿的权利。

我离婚女儿被判给她爸爸七年多后的一天，女儿又跑来见我，被她奶奶知道了赶出家门，才终于和我生活在一起了。虽然女儿回到我身边了，但他爸爸在此后的两年多里没给过一分钱的生活费。女儿上高二后，因需在学校附近租房，我一个人实在无力承担，女儿找他爸去要，他爸才又开始给生活费了。

我女儿从六岁至今，十二年里经历了一个孩子不该经历的魔难，承受了一个孩子不能承受的痛苦。我的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是善良的人，如果不是邪党的谎言欺骗，他们绝对不会如此对待我和女儿的。邪党历次搞运动整人时，都要让家人和所谓的“罪犯”划清界限。历次运动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手足相残的例子比比皆是。邪党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毒害了无数无辜的世人，让他们现在承受压力，将来还要偿还亵渎佛法而造下的天大罪业，而这才是最可怕的。

（2）父母遭受的迫害

我父母因我和我哥的多次被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警察多次到家中抄家骚扰，他们受尽魔难，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和同修申冬梅被绑架后，满春乡派出所的警察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而且大多是晚上去。有时我父母刚睡下就有人咚咚砸门，吓的他们彻夜不眠。二零零二年一月，银川市公安局的谭江萍等恶警为了诱捕我和我哥哥，将我七十岁的老父亲绑架到满春乡派出所关了一夜。二零零三年我和我哥同时被判刑，他们痛苦的都活不下去了。以至后来我父亲只要见警察来家里，又惊又气，头就开始剧烈疼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我和哥哥遭受迫害时，两位老人不得不拖着沉重老迈的步子到处要人、奔波，经常遭到恶警的冷眼和辱骂。二零一一年八月我被绑架关押回家之后，春润园居委会的人还几次到家里骚扰，逼迫他们签字。

从邪党迫害法轮功至今的十二年中，银川市“六一零”警察、满春乡派出所警察、春润园居委会工作人员到我父母家骚扰抄家就象家常便饭。我父母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言难尽！

（3）哥哥李世林遭受的迫害

我哥哥李世林二零零零年二月底到北京上访，被绑架后，遭劳教迫害一年。二零零二年一月，银川市公安局的谭江萍等恶警为了他们能“过好年”，到我父母家找我和我哥。我俩不在，他们把我七十岁的父亲绑架到满春乡派出所关押了一夜。我们听到消息第二天回家后，李存、靳春花、谭江萍，张安忠等恶警将我俩绑架。我被关押了两个多月，我哥被关押一个多月。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哥哥、我、朱琳一起被绑架同时被判刑，我哥四年、我三年、朱琳三年半。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哥陪同大法弟子马智武的亲友到吴忠监狱看望马智武，吴忠监狱教育科尹自能叫来吴忠国保大队的恶警，将他们一行绑架到吴忠高闸派出所，关押了一夜，每人还勒索了二十元钱。恶警绑架他们时施暴，我哥回家后胳膊青紫。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的十二年多里，我屡遭迫害，几次走投无路。因为信仰支撑着我、师父呵护着我、父母关心着我、同修鼓励着我，虽然修炼的路走的磕磕绊绊，我还是坚强的走到了今天。因承受不了迫害，违心被“转化”是我修炼路上的污点，是修炼人的耻辱。在此，我严正声明：所有在高压迫害中不符合大法要求的言行一律作废！

我从小体弱多病，本来是一个不幸的人，万幸的是我遇到了法轮大法。虽然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和家人遭受了许多魔难，但我矢志不移。唯愿世人明白真相，拥有未来！包括那些曾经参与迫害过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