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李绍铁在两劳教所遭酷刑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李绍铁，原住黑龙江省富锦市向阳街，五三年生人。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做好人，一家四口三人被中共恶党迫害入狱，他本人多次遭绑架。下面是李绍铁诉述遭迫害的经历：

我家被恶党划为富农成份，儿时受邪党恐吓惊吓记忆犹新，所以对信仰方面的事特别小心。那些年我得了没法医治的病，心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肾结石、心脏病，从头到脚十几种病，我对医治失去了信心，各种偏方都用尽了，北京的大医院也去了，也不见效。我又是家中的顶梁柱，还要有好身体供两个念大学的孩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入了法轮功修炼，炼功七天，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我的师父教我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人好身体才好，从此我坚定的修炼法轮功。

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当局开始打压法轮功。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三号我去北京反映情况遭到警察抓捕。身上带的七百九十块钱被富锦政保科的孙维洋抢去。孙问我：“你还炼不炼了？”我说：“炼”。孙就说：“你炼我用刀一块一块割你的肉，我看你还炼不炼？”孙在佳木斯驻京办事处非常嚣张的说：“今天是我管法轮功，你们就得听我的，明天法轮功平反了，我再听你们的。”

我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到非人的折磨。因为坚持炼功做好人，被警察和人犯无数次打骂。有一种酷刑是坐铁椅子，用手铐、脚镣铐在铁椅子上，无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铐着。只有在吃饭时才打开一只手。最长的一次我曾经被强制在铁椅子上连坐了三个星期，从上面下来时都不会走路了，腿脚肿的老粗，都透明发亮了，多少天的时间也穿不上鞋子，身上都臭了。

劳教所时时刻刻都有酷刑、电棍、铁椅子、绑死人床等待着大法弟子。记得有一次我被迫害的坐在铁椅子上，一个叫曹景彦（警号23－099）的说我的手势是法轮功发正念，就强行把我双手扭到后背用背宝剑的酷刑折磨我。双手一上一下从后背用手铐卡到一处，疼痛难忍，然后曹景彦猛挥拳头对着我的脑袋就打，一连气凶狠的打了二十多拳。我就突然感到轻飘飘的，产生人在死亡时元神离体的状态。正是晚上十点多钟，在监控室值班的大队长一看不好，怕是要出人命，就派刘管教让曹景彦放手。一个人称面起子的犯人看我被打成这样扭过头去吓得不敢看了，脑袋已经没有形了。

还有一次我和佳木斯大法弟子吴春龙遭到李新的毒打，脸被打的严重变形。当晚李新在走廊里叫嚣：“今晚我值班看谁还敢炼功？”二零零一年有一批法轮功学员劳教期到，可是劳教所随意加期不放，一天不肯转化（不放弃做好人）的加期半天。我们就用绝食的方式反对迫害，结果我和杜文福等同修被卫生所的李所长插胃管灌浓盐水，里面只有少量的奶粉。李还说：“你绝食我也不怕。”大家被灌的连拉带吐，一直蹲在厕所里起不来。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遇到管理科的科长因为官运不顺就拿我出气，他就在专门用刑的小屋拿断底的塑料鞋底扇我脸，边打边骂：“今天我就打打你这个炼法轮功的”，一连打了十几下。只知道当时这脸鼓的老高，哪也不敢用手碰。一个叫李福国的还曾用电棍电我手。当时一旁的大法弟子就流下了眼泪。

关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还被强迫重体力奴役劳动。在一次劳动中我的右手中指被两根铁管挤破不停的出血，我就用血迹在一件白布衫上写下了“法轮功好” ，在绝食反对迫害或者要求释放超期关押同修的时候，我把这个带血字的布衫穿上。

劳教所里还有一种酷刑叫绑死人床，有个叫李大个的警察就曾把我用四个手铐象五马分尸那样分别铐在床角不能动。有许多大法弟子曾被绑在上面，最长的有绑好几个月的，身上都硌烂了。

二、在绥化劳教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二号晚上，我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佳木斯铁路公安处绑架，在佳木斯铁路看守所一个月受尽折磨，绝食抵制迫害，一个月后又被强行送往绥化劳教所劳教三年。绥化劳教所因所谓转化概率高而受到省劳教局的表彰。到了劳教所，一个警察说：“这里专门对付绝食的法轮功。”

九月十五已经绝食一个月的我就被强行灌食打针。王伟（大庆人，一大队副队长）骂我闭眼睛了，不顾我的生命安危拿来医院打针时用的止血胶皮带，把我的眼睛抽瞎，造成暂时性失明四十多分钟。这种酷刑是把胶皮带象弹弓一样拉长，然后一松手正打中眼球，这样反复不停地抽，眼眶周围都黑紫。

九月十六日，我体力不支，刚开始吃了一点东西。现任二中队队长的刁雪松挥拳就打掉了我的门牙，还说：“我打人，出手就见血！”叫石剑的恶警就坐在我前上方的桌子上，用拳骨狠打我脑门，打一下停一下，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当时脑门就一面大一面小，接着就把我带到干活车间开始干活，这里关押了两个中队的五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干活。

大庆的小偷冯涛过来打我，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一打我我就喊。那些警察一见我喊，就叫人把我打倒在地，叫四个人犯抬着我往别处送，在大院里我还是喊法轮大法好，这些人犯就把我扔地上接着打，打完就开始在地上拖着我，我的裤子被拖掉了，接着裤衩也被磨掉了，身上被拖的血肉模糊时，他们才把我抬起来。

九月十七号，我坐在监室板凳上，犯人向指导员高中海报告我炼功了。高中海体重一百七十多斤，示意犯人刘海波（依兰大莲河的）把我穿的拖鞋扒掉，我穿白袜子站在水泥地上。高中海恶狠狠的单腿用皮鞋后跟踩住我右脚趾头，边踩边用劲拧：“我叫你炼。”当时白袜子被血染成红袜子，后来我脚的大拇趾和二拇趾趾甲盖全部脱落。短短三天被剥层皮。

十月十一号，因为我不放弃信仰，一大队队长丛汉东说：“这样的就得把你吊起来打。”他们怕我喊就先用胶带把我的嘴缠住封上。二中队的龙奎滨说：“这个我来，还用不着你出手。”当时屋内六七个恶警，上来五个打我。龙奎滨用皮鞋尖猛踢我腿内侧，连续毒打了四十多分钟，我突然感到心脏停止跳动，我想：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师父救我。我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开门声，是医生来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的两大腿内侧还全是黑色。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九日，因为我开始拒绝迫害，拒绝报数，一中队指导员曾令军（原来严管队的队长）用电棍电我，边电边说：“我要把你的肉撕成一条一条的。”用电棍电了十多分钟电棍没电了，曾令军说：“没电充电”。这时一中队办公室内六七个恶警，新换的一中队队长郑友（原来任五中队的队长）坐在那里发出狰狞的笑声。拳击手出身的曾令军开始把我当成靶子，一拳就把我打出一丈多远。打完曾令军用手一勾命令我：“过来！”我过去之后被它一拳接一拳的打，最后一拳把我打的不知怎么起空了，摔倒在一丈多远的门口地上，昏死过去。等我醒来恶警高中海拿卫生纸过来说：“给你擦脸”，我才知道满脸是血。

我所在的监室有一个绥化黑社会（专收保护费）的包夹看着我，零五年因为我上厕所这个包夹一天打我三次。我向上报告时，曾令军说：“其实我和包夹俺俩是一伙的。”大庆的大法弟子张滨被包夹打时，张滨也向上报告，曾令军说：“打的就是你法轮功！”

绥化劳教所一大队一中队，二零零五年五月收到从大庆劳教所转来的已绝食四个多月的安森彪。恶警们把安森彪的嘴用胶带缠住不让他出声，怕他喊，用两个手铐把两只手铐在床边，脚绑在床边角铁栏上，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换班折磨他：用暖瓶热水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安森彪肚子上烫他；把最辣的树椒塞进安森彪的肛门里，还把新出锅的大米饭装塑料袋里烫他；在他头上放了一个可以来回摆动的小动物玩具，只要他一闭上眼睛就用这个玩具打安森彪鼻子；绥化叫马涛的犯人用竹把的长毛刷子砍安森彪的小便…。

突然有一天监室的犯人都不让抽烟了，大家都预感到不好，听说是有打氧气的。我也看见有人抬一瓶氧气到安森彪监室，那天是曾令军和小刘管教当班。就听小刘管教问曾令军说：“曾哥啊，这彪子（安森彪）都这样了，怎么这氧气还不给用啊？”曾令军说：“用氧气不又活了吗？”

又过了一天，第三天曾令军对气若游丝的安森彪说：“现在中队正忙生产，没工夫管你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叫马长林（哈尔滨人）的警察给安森彪找衬衣衬裤换上抬了出去。这时曾令军说：“现在安森彪还有一口气，抬到大门口这一折腾这口气咽下去就完了。零三年死了一个法轮功，零四年又死了一个，零五年死了一个正常死亡的（指安森彪即将死亡）。”这时一大队教导员高中海说：“零三年死的那个是我的班，零四年死那个也是我的班，今年这个（指安森彪）又是我的班。”

年仅30出头的安森彪在绥化劳教所每一秒钟都受着酷刑的折磨，他长的英俊魁梧，一米八零的个子，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仅仅因为坚持信仰做好人，被中共恶警们折磨成这样。安森彪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最后终于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

大庆大法弟子李业全，是辽宁大学本科毕业生。在绥化劳教所一大队二中队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二中队队长刁雪松，龙奎滨和副队长王伟率领二中队全体恶警轮流用电棍电李业全，使李业全全身上下变成黑紫色。一个包夹看不下去了，就劝李业全说：“吃饭吧，咱遭不起这个罪呀！”李业全说：“我没有退路了，我退就是死，我只有一条往前走的路，师父在保我！”李业全坚定大法，信师信法不动摇，后来他绝食抗议好几个月回到家中。

二零零四年鹤岗大法弟子孙锋利在绥化劳教所绝食期间，犯人用仙人球的毒针刺进孙锋利的脚心。犯人冯涛（大庆小偷）出来说：“这仙人球毒针刺入孙锋利脚心时，就看他全身肌肉缩成一团，一个大高个，一下缩成一团。可这孙锋利愣没吭声，真有钢啊！”

二零零六年十月，新上任的一中队队长廉兴为了讨好新上任的所长，唆使犯人侯臣（大庆小偷）等人打骂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从早上五点起床干到晚上九点多，只给吃两顿饭。干一天活儿回来，还得在监室“码”上，劳教所的行话，就是一个人70公分一块地板砖在那儿站着，谁超出地方就打谁，动就挨打。我就开始反迫害绝食罢工，被王伟和廉兴从食堂台阶上凭空摔倒在台阶下面。我喊：“法轮大法好，”廉兴用穿皮鞋的脚碾我的嘴。有一次我不听侯臣的去站码，结果廉兴把我叫进办公室。我跟他讲不要迫害法轮功，廉兴就打我。我没吱声。见我没吱声，廉兴开始下毒手用脚狠踢我小便处。我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时一号、二号两个监室的全体大法弟子正在遭受迫害。听到我发出紧急的救命信号，全都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在劳教所的上空回荡着，廉兴慌了手脚吓的把我丢在一旁，落荒而逃。

还有一次廉兴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什么条件能吃饭复工？我说了四个字：“停止迫害！”他的脚照我的腮帮子就飞踢过来，当时感到满嘴血腥味一口喷了出来。廉兴拿了一块纸叫我擦擦。

二零零七年一月，我在绥化劳教所历经二年半的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劳教所以保办就医的名义把我放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