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身经历的一次媒体造假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八月初，中共开始给法轮功抹黑宣传，我去北京上访，因此被绑架到洗脑班。我自己和家人精神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单位安排了一些媒体采访我，我对他们讲了自己炼功受益的体会，但事后出来的新闻与我说的完全不同，我成了被当局所谓”教育转化”的典型，媒体利用我做道具来欺骗民众，欺骗其他法轮功学员。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假新闻都是用类似手段制造出来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我按照信访局工作人员的要求提供了个人的信息。填写完上访表格后，那个接待的人说，其实接访员早就走了，我们是公安，等着在这抓法轮功，来一个抓一个，凑够一车就劳教。当天晚上，几个山东烟台的公安来信访局，两个人把我夹坐在汽车后排座上，带到了烟台驻京办事处。我这个守法公民就这样无理被绑架，随后被劫持回烟台。

当时的烟台芝罘区党委书记魏秀田（此人后来因受贿被判刑十五年），指使我原工作单位——芝罘区检察院，私设牢房，把我囚禁在单位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女同事24小时轮流值守，严密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被当成犯人对待，被自己的同事包夹，监控，连上厕所都不让关门。

检察院这个本应查处非法拘禁的单位带头犯法。中共把自己制订的法律践踏得一钱不值。单位里的头头趁机或明或暗的向我家人提出钱财要求，那些看管人员每天在餐馆吃饭的钱要由我家出。单位头头还趁机敲诈，要我家人给他装修房子。

在这段被监禁期间，我被剥夺了一切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每天除了短暂的吃饭上厕所，剩下的时间全部被强迫浸泡在充斥着谎言和欺骗的电视、报纸和书籍里，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轮番和我谈话，不许睡觉。女同事奉上司的命令夜里不让我上床睡觉（桌子拼的床），一看我上床就去拉扯我，叫醒我。

反贪局一个叫臧国章的人（此人几年后暴病身亡），带着几个人，夜里轮番找我谈话，不许睡觉。话语间，以我的前途、工作、家庭甚至进一步监禁迫害威胁恐吓我，逼我写保证，逼我放弃信仰。这样几天下来后，只觉的头脑昏昏沉沉，无法正常思考问题。这一切手段都是中共从上而下安排好的。

当时媒体上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铺天盖地，一时之间，阴风飒飒，仿佛文革再现。亲友们不敢谴责中共，只能暗暗为我落泪。用当时单位头头的话说“法轮功学员的政治前途已经死亡”，这句话意味着在中共掌控一切社会资源的社会里，你会备受歧视和打击，成为失去一切权利的最低等公民，甚至贱民。

欺骗是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他们对一些法轮功学员说写个假保证，让我们交个差就完了，你心里怎么想是另一回事，你回家怎么炼，谁管得着。然后他们再拿这样骗来的保证去骗更多的学员，说某某站长、某某辅导员都“转化”了，就剩你了。给你制造出一种错觉，好象这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还在炼法轮功，在被这十三亿人打击。

因为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和高压洗脑，也因为多年受中共党文化教育，以为不过是走个过场，我一时糊涂，就违心地写了一份“保证”，后来又用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写了所谓的“悔过书”和“揭批书”，以为可以用这样与他们周旋。

人无正气，恶人会更加嚣张，得寸进尺。写了“保证”，我仍然被监禁着。检察长张学恩对我说，因为我的事影响他的前程，要我去见见媒体，给单位挽回点“声誉”。我以为我可以借机帮助那些记者了解法轮功，澄清外面那些的谣言，就答应了。

随后，《烟台日报》、《烟台晚报》、《现代科学生活报》、《烟台电视台》、《大众日报》、《烟台广播电台》等几家媒体都来“采访”我。我如实地对他们说，我是因为相信修真善忍做好人才修炼的，大法是好的，只是政府不让炼了。我还反复对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如实报道我的话。但是那些报道他们一份也没拿给我看。

张学恩还对我家人说，要想让我早点出来，要我家人做一个锦旗送给他，当众对他表示感谢才行。单位还找来《现代科学生活报》等媒体记者照了送锦旗的几张照片，骗公众说什么“挽救了”法轮功学员，家人主动送锦旗表示感谢。

随后《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记者来做所谓的采访，其中《人民日报》的那个记者象审犯人一样对我，他说：“我现在问你问题，你只准回答是或不是。”

然后，他用社论中那些恶意侮辱大法师父的话，比如你师父是不是骗了你等等，一句句重复，叫我回答是，我每句都回答说：不是，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他又重复社论中那些下流的骂人话，喝令我去回答是。我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想听任何真相，我当即回绝他说：“如果你是来采访的，就要听我说，如果你念社论，再逼别人说‘是’，这算什么采访？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事实。你自己回家去编一篇就是了，为什么要出去骗人说是某某人说的呢？这还有职业道德吗？符合一个官方媒体的作派吗？”那人对我拍桌大怒离去。

后来张学恩斥责我说，本来他想让那记者在《人民日报》上给自己写篇文章，现在因为这事搞砸了。从那以后我就拒绝再见任何记者了。

一个同事来关着我的办公室牢说，你上报纸了啊。他手里拿的那张报纸是《现代科学生活报》，上面登了一篇连载文章，说我如何“被政府感化了”云云，还说我如何“抨击了”法轮功之类。其实我在接受采访时一直是告诉他们，师父教的真善忍是对的，我是受益者，不是受害者。这些文章所谓对我的采访和描述通篇都是胡编乱造，我怎么也不会说那些仇恨大法的话，完全是没有的事。其他报纸，如《烟台日报》的报道也是造假的。烟台电视台和电台的播出我没有看到，但我料想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找到张学恩，要求他转告那些媒体澄清不负责的报道。他却对我说：“这是政治的需要，给你澄清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

我在办公室里被软禁了二十天左右，在九九年八月被放回家。回家后才知道，那些关于我的假新闻已经被当地政府和媒体传播出去。我因此提出辞职。

后来，由于我一再给那些媒体写信要求澄清，在九九年十月我再次被关押十几天。二零零零年五月，我不得不再次到北京上访。

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先后五次被监禁，而每一次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

事情过去许多年了，心里一直很沉重，在很长的时间里背负着沉重的愧疚。写出此文来，是为了正告当初那些参与造假的人，人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后果，都被记载着，如果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迁善，才能有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共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所有的中国民众都是受害者，中共一贯就是群众斗群众。也希望还在迷中的世人，能够看清中共邪恶的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