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大阪中国领事馆剥夺我国籍权的经过（图）
通过学法炼功，我体会到《转法轮》能使人的道德回升这是真的；修炼大法后身体没有病是真的；走路一身轻是真的；工作不累是真的；遇事找自己不生气是真的……太多太多的真的说不完。
99年7．20炎热的夏天，爸爸和来我家学法交流的功友都先后被带到乡政府，晚上关禁闭白天晒太阳，长期关押每天给很少的食物，不准家属探望，逼迫交法轮功的书籍，不准炼功，以劳教、反党反国家罪等恐吓。三年多来在我的家乡我知道的被打死的法轮功学员有两人，内伤后死亡的有两人，打伤致残的多人，还有被装入麻袋被七八个镇政府干部毒打的有三人，强行劳教的多人，电棍老虎凳不让睡觉逼迫说脏话看黄色电视进行洗脑转化。这以上是2002年我在国内我知道的情况。最近看明慧网得知仅坊子地区一地就有四人被迫害致死。我自己的姐姐被装入麻袋毒打逃走后，我的妈妈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离开了人世……很多很多的伤天害理的事说不完，道不尽。
为了向中央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来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我被警察无理拘留，18天的牢狱生活使我知道了：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虽然每个看守房间都有监规明确规定不准打人，但身穿警服的人民警察不但当着我们很多大法学员的面在折磨一精神失常的老百姓，还直接告诉犯人打我，不准我炼功。并且时常有各省驻北京办事处的专门负责遣返北京上访者回地方的人。因地方政府的黑暗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上访的，说句公道话。这问题没解决又被遣返家乡。
2002年我与认识五年的爱人结婚嫁到日本。然而远嫁日本的我并没有逃脱江氏流氓集团的迫害。当我的护照丢失而向驻大阪中国领事馆申请补发时，却因我是法轮功学员领事馆拒绝补发我新护照。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2003年9月中旬，我的护照丢失。当我确认护照丢失后，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阪领事馆咨询要求补发新护照，遗憾的是我被警察当在门外，原因是我修炼法轮功，说是领事馆有规定。我因来回需六个小时，并且护照丢失后及时上报也是法律的规定。我是中国人不能进入我中国的领馆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有见到领馆的工作人员我才想信。我静静的等在门外，中午吃饭时间我终于听到说中国话的工作人员出来了。我拦住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我诚恳的向她说明来意，并且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并简短的告诉她国内镇压法轮功的情况，希望她能理解。她思考后告诉我所需文件匆匆走了。
2003年10月下旬，我备齐文件再到领事馆时我却被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推出门外，即使站在门外的台阶上也不行，她说：“领事说不行就不行。”我流着泪回到了家。我不能接受。因我从小接受的是爱国爱党的教育，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怎么都像是敌人。我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在日本籍丈夫电话挂失的帮助下，领事馆让我一个月后可备好文件再去领馆办理护照，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办护照的人是我。在这等待的一个月中我将我知道的国内镇压法轮功的情况以写信的方式分别寄给了六位领事。
2004年1月28日，我再次来到大阪领事馆，一位姓红的领事受理了我的文件并给了我一个取证单和一个电话号码，让我一个月后打电话问一下办好了没有。
2004年2月23日，我打电话给红领事问护照办好了没有。他说：“我正想找你，你的文件不符合要求，你必需换一家报社登护照遗失声明。”原来是我的护照的遗失声明登在《大纪元时报》上，而该报刊登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们的规定说任何一家中文报纸都可以。”他说：“我们不承认《大纪元时报》。”我向他要一个换一家报社的文字说明，他说他不会写，他也不代表领馆。只要我换了报社登护照遗失声明，马上给我护照。
2004年5月，我再次到领馆要我的护照，见到专管法轮功的赵大为领事。他不让我讲话，并打电话叫来日本警察要赶我走。我说我不走，我是来要我的护照的。于是赵大为又叫来两个日本警官，给他们施压，企图让他们逮捕我。后来警官告诉我说，领馆那样做是不对的。
2004年6月底，因南非枪击事件我又到领事馆请愿，同时去要我的护照。红领事还是那句话：“换另一家报社登护照遗失声明。”我说：“不是很多人都登大纪元办护照，你们都给他们办理了。”他说：“他们不炼法轮功。”我说：“你多次说不是因为我炼法轮功不给我护照。”他马上说：“我那样说过吗？就是因为你炼法轮功！如果我那样说过，我向你道歉。”
在国内，我的亲人们在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在国外，我自己也被剥夺了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国籍权。我在此向全世界善良的人们呼吁：请帮助我要回我的护照，那是我的天赋人权；请帮助营救我的在国内的亲人们；请帮助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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