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家在胶州市张应镇大河流村，我的名字叫刘亮。
我是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份得法的，得法时，我只有十五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当我第一次看到《转法轮》的时候，我就被书中阐述的“真善忍”法理以及对“修炼”的精辟诠释所吸引，我确信这是一本宝书，这是我一直等待的机缘！我在大法中修炼了。沐浴着慈悲的法光，随着修炼的深入，渐渐地“真善忍”在我心中扎了根。修炼后，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我都不再是以前那个毛躁脾气大、不关心他人的愣小子了，我成了老师、家长、同学们都公认的好学生、好孩子、好同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坚信的法轮功！
然而，就是这么好的一种功法，却遭到了江氏的强烈妒嫉，将法轮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予以除之而后快。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由江氏一手策划的针对法轮功的邪恶镇压，全面展开了……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和迫害，电视、广播、报纸一股脑儿的全向法轮功发难、诬蔑造谣。其所用的招数，足可谓集邪恶古今之大全。我看着、听着这实实在在发生的种种阴谋、骗局，心里如刀绞般疼痛。我对自己说：“不能再沉默了，这强加的不公，应该让它停止了。”于是，我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底，踏上了進京上访的路途。但是，当时并未达到很好的证实法的目地，我就从北京回来了，回家后，村委会的人早已在我家等着，直接将我送到派出所，因为此次進京，我并未被驻京办列入“黑名单”，所以，关押两天后，获释。
出来以后，我的内心一直很内疚：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法遭到诽谤的时候，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我问我自己：“我还配‘大法弟子’的称号吗？我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我反复问着自己。终于，由本性一面主宰的真念告诉我：“跌倒了，就应该赶快爬起来，清醒自己，继续‘助师世间行’。”
于是，同年十二月份我再次踏上了進京上访的路。这一次，我来到了天安门，以炼功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用发自肺腑的心声，告诉世人一句真实的话语：“法轮大法好”！之后，我被抓了。
被抓后，我在天安门分局被关了半天，后转送至驻京办，由当地派出所押送回来。回来后，所长及镇委监管法轮功的官员一同逼迫我写“保证书”。因为我坚持信仰、不写保证，他们就派人轮番看守，不让我睡觉，并将我关進了一间空屋子里，一关就是十二天。在这期间，所长及一些镇委的官员，还不时的恐吓我，要把送拘留、劳教等等，而我对这一切却毫无怕心，因为我知道，师尊在看着我呢！就这样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在被关押十二天后，我获释。（后来，恶警给不修炼的我父亲施压，父亲无奈，交了一千五佰元的保证金）。
二○○○年七月，我第三次進京上访。这次，我与一些功友，在天安门广场上共同打出了一面写有“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整个打横幅的过程，持续了三分钟。周围围观的群众足有几百人，他们都看到听到了我们要表达的心声，起到了很好的讲真象的效果。这一次，我又被抓了，关進了天安门分局。因为各地的大法弟子太多，所以，我们又被分别关在了不同的看守所。我被关進了昌平看守所。在那里恶警随意谩骂、殴打学员，有的学员被他们打的鼻青脸肿，但恶警们却毫不手软，继续地殴打、侮辱。在那里，我被一个恶警用烟头将手腕处烫了三个伤疤，并被他打了两个耳光。
在昌平看守所关押三天后，我又被当地派出所的人押了回来。回来后，因为我一直不配合他们，所以他们就将我铐在了室外的一棵大树上。铐了整整一下午，后被送市拘留所拘留十五天。
拘留期满后，我被释放回家，因我始终不改对大法的坚定之心，所以派出所及一些专管的官员，也只好对我罢手，并无奈地允许我：“可以自己在家炼，只要不出去（指進京上访），我们就不管了。”
我还是个孩子，人生经验并不多。但是，还懂一点法律常识，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国家设立信访办是让人上访的，做好人是自古都提倡的，怎么现在就不让了呢？这江泽民是出于何种目地害怕好人多呢？难道他就可以违反国家宪法吗？
（二）
我叫刘鸿飞，男，今年十一岁，住山东省胶州市张应镇大河流村。在青岛世原希望小学四年级一班。
我四岁时妈妈学（法轮功），也教我学，直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非常健康。九九年，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多次到我家抓我妈妈，逼着不许炼功。上一年级那年，江氏集团把黑爪伸向学校，让我们在一块黄布上各写上自己的姓名反对大法，不让我们学法炼功，还让老师用卑鄙的手段不让我们炼，炼就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