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工人自述99年以来遭受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4年5月1日】我今年61岁，汤原县粮食局职工。我是被江罗集团上了黑名单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曾四次被汤原县公安局政保科绑架，两次劳教，五次抄家，全家人被剥夺生存自由两年零一个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我的亲人们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1999年7月19日，县里召开了一天紧急秘密会议，拟出了抓捕法轮功学员名单，那时的主要责任人有县委书记田立英、政法县长刘国强，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汤原县从上到下笼罩了一片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与另一法轮功弟子（我们平常叫“同修”）进京护法，就是要向国家反映法轮功对国家、社会及个人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然而不但没能反映情况，反而被前门派出所抓送到黑龙江驻京办关了三天，被我县公安局政保科的曲显峰和我单位的吴毅接回汤原。在县公安局被审问时，政保科科长周铁刚逼我，如果我说不炼就放人，坚持说炼就拘留。我们被拘留了十天，我的孩子被迫交了一千元保金。

回家后发现家已被抄。从那以后，周铁刚经常到我家骚扰和恐吓，扬言不准再炼法轮功，只要有人举报就抓你，也不准和炼功人接触，有三个人在一起交谈就抓人。

10月份的有一天，县610办公室主任柳昭兴带省市610人员来到我家，市610主任说：你不能再炼，也不能再进京，如果你再进京，我的饭碗就打了，我家还有妻儿老小呢，你要再炼就判刑了。

10月28日，单位通知我到粮食党委开会，到会场只见一个人扛着录像机一个场面一个场面的录，610主任柳昭兴说：“今天给你们炼法轮功的录像，你们两个站长都同意了，他们在那边会场录，这个会场就你自己录，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下面你发言吧。”我说：“请把录像机放下，谁同意，你去录谁，我不同意，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什么都不说。”我明白他们不是录我讲什么，而是录下我的一些镜头，配上他们想说的东西，要造假新闻。这时我单位的一个领导说：“咋的也得把这个场圆下来呀！”我告诉她：“我不是给谁圆场的，我不同意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我！”粮食局党委书记董强大发雷霆，柳昭兴带录象师走了。

当年11月26日我二次进京，12月26日回来，当时就被政保科王永春绑架，罚站一天，不给饭吃。后被非法判处劳教一年。周铁刚说：“你到哪儿都告不赢，这是中央下的令。”2000年1月12日送劳教，由于亲属的要求，临走之前与家人见面，这时进来一位以前认识的律师，听我家人说判我劳教的很多内容是栽赃陷害，那律师对周铁刚说：“她有冤情，你叫她写份材料吧，我给她辩护。”周铁刚一听，猛拍桌子弹起来，手指着我说：“你走到今天你怨谁？我当初（4.25期间）找你谈，只指望你能给我透露些法轮功活动的真实情况，对我抓这项工作有个帮助，可你对我一句真话都没有，我问你小屯有人放法轮功录像是谁家，你一个不知道，十个不知道，我头脚走，后脚你就给他们打电话叫他们转移资料，那时你要说了真话，我就都摁住了，一个也去不了北京，现在可好，走了20多个！”我说：“如果我把这些都告诉你，那我还算是修炼人吗？资料都被你收走了，我们以后看什么？”周铁刚又指着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见此情景，律师（茹国芬）就走了。我被送到佳木斯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一日三餐苞米面发糕，多数做不熟，白开水煮萝卜丝，没有一点油也没有盐，买咸菜大酱得花一倍的钱，吃饭常吃半饱外面就站排了；上厕所还没等蹲下就站排了。每天劳动要10多个小时，有时14～5个小时。挑白瓜籽、红小豆、牙签，做白灰袋子水泥袋，由于长期吃不饱，超负荷劳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炼功前身体的病状全出现了，被郑队长发现，经医院诊断，肺气肿、气管炎、心脏病、高血压，回劳教所又经市检察院丁法医确诊，给我办了保外就医。劳教所胡科长到我县办手续时，610柳、政保科周、粮食党委李书记都不同意保。后来劳教所降低了条件，由我儿子出保派出所和街道开个居民证明才放我出来。

从2000年7月19日开始，派出所、街道、单位专门派人24小时监视我，一到所谓的敏感日，还增兵加岗，后来2002年我才知道，原来把我上了顽固不化的黑名单报到省里去了。

2000年10月份，全县城内出现了大量的法轮功真相传单，11日晚10点多，周铁刚带几个恶警来到我家破窗而入，当时我没在家，周叫我儿子去另一屋开灯，等我儿子回来时见到一叠法轮功真相资料摆在炕沿上，一恶警说：“这是在你妈被垛里翻出来的。”我儿子当时吓傻了。周软一阵硬一阵逼我儿子按手印，我儿子不按，又逼我儿媳签字。我被逼得有家不能归，漂泊在外。县里向粮食党委要人（当时县委代理书记是刘多兵），粮食党委一个新上任三天的书记（董强）被全县通报，都逼哭了。我单位支部书记在局里反省一个多月，找不到我不准他上班。我所有的亲属家全被找到，蹲坑监视，翻印了很多我的照片，下通缉令，发放到全县各乡镇、大小村屯张贴，悬赏从5千元升至2万元。孩子的姑姑听说后过来打听一下怎么回事，马上被粮食局的人跟踪，我的姐姐整天哭，为我提心吊胆，儿子告诉我说，每天24小时当中只有睡着的时候才算是安宁一点，只要一醒，第一念就是妈妈安全吗？有没有被他们抓到？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我儿子和70多岁老姐姐承受得太多太多了。妹妹在临终前说，我怕是见不到二姐了，流着泪离开了人世。那段日子里，恶警还几次半夜或下半夜到我家骚扰，数九寒冬的将我儿子叫起来，到我那院开门给他们看看，有没有他们要找的人。为了控制我再进京，周铁刚扣押我的身份证长达4年半之久。

街道主任张志珍只因办保外手续时给我出了街道居民证明，县里罚了她2万元钱，她就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可又找不到我，就想了个主意——拿我的房照顶，我儿子坚决没有给她，这样才保住了我全家人的栖身之处。

我长期流离失所，学不上法，又见不到同修和家人，精神受到极度伤害，身体又出现了修炼前的症状，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又到年关，流离失所已有3个多月，为了减轻所有被牵连的人的负担，我决定回来面对一切。腊月二十八，单位为了“感化”我送来了60斤大米和一车煤，我随即交了一份郑重声明，声明以前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中午12点半，粮食局将我找去，有局长、党委书记和单位领导，他们劝我把声明收回来。我告诉他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这份声明早在从劳教所回来就应该写，由于人心太重，怕再挨抓，一直没写，现在我既交了就不能收回来，我不能一错再错。晚5点多，610柳昭兴、政保科周铁刚、粮食党委董强、粮库主任王清晨来到我家，柳昭兴要我保证春节期间不进京。我告诉他，我没想去，也没想不去，我更不能写什么保证。他看我不写就逼我儿子写，不写就抓人，我儿子被逼写了保证，还得写妈妈如果进京就抓他去坐牢，接着我单位领导王、党委领导董都签了三连保。晚上8点多，政保科周铁刚、邓建儒来将我绑架，这时我喘得很厉害，心跳得慌，口渴得要命，我已走不了路，周、邓二人一左一右把我架着强行送进了看守所。这已经是第三次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整天整宿咳嗽，喘不上来气，不能入睡，同室的同修向外报告呼救也没人理。正月初八，在看守所里恶徒强迫我们看天安门自焚录像，当时有八个大法弟子被关押，看完就把我们隔离开，一个一个地录像录音，最后一个轮到我，镜头话筒都对着我，问：“看完刚才的自焚录像，你还炼法轮功吗？”我坚定地说：“炼！”播音员说：“都炼自焚了，你还炼？”我告诉她：“那是假的，是编的，是骗人的，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第7讲第1节讲法中明确告诉炼功人不能杀生。所以真修弟子是绝对不会做自焚之类违背大法的事情的。”回看守所的时候在走廊里听到一个610的人说：“哎呀，一点作用也没起呀！”我感到很欣慰，八个大法弟子一个也没有妥协的，江罗集团的邪恶阴谋在这里又一次被识破，他们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讲真相的机会，借此机会我们都讲了真相。2月21日恶徒又非法判我劳教一年，送到佳木斯劳教所，因身体原因劳教所不收，2月19日被放回家。

出狱后，路遇两位以前的邻居唠两句，顺便给她俩讲讲真相。其中一个邻居很疑惑地说：“这精神不是挺好的吗？”显然，是有人造谣说我精神不好了。那个邻居继续说：“不过你也真行，宁可不要工资也要法轮功！”我告诉她俩：“法轮功我要，工资我也要，不要工资我怎么生活呀？是邪恶不给我的，这400元的劳保费对我家来说是太重要了，儿媳体弱，儿子手术后肠子粘连，全家就靠这劳保费度命呢！”

2001年6月22日，汤原县城满街都出现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最大的挂到县政府院里、电视塔上。政保科怀疑是我策划干的，恶警冯洪伟、西城派出所所长王兆力于6月23 日下午1点来抄家，晚10点恶警曲显峰等又来抄家，把我比自己生命都珍惜的法轮大法书籍和图片资料等全部抄走，又将我绑架。儿媳当时就犯了心脏病。到公安局审问，笔录上只有问没有答，局长杨金山当场决定将我收监。被投进监狱约一个月后的有一天，同室的两个犯人打架倒在我身上，我的心脏急速地跳，后又被犯人所吓，我抽了半个小时多，同号里的人吓哭了，找周铁刚说，凡有心脏病的人都应保外就医，周说得局长同意，他和局长谈，这一谈又是一个月，我的肝每天都疼，管教向周铁刚反映，周铁刚说：“不管，关死她。”后来我姐姐出面交涉，经医院确诊，肺、肝、心脏等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研究才把我放了。周铁刚阴阳怪气地说：“放你回去是治病，这说明法轮功不治病。”我告诉他：“如果是一个没炼功的人查出这些病还能站着出去吗？在这里坐了160天还能走着出去，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威！我能活到今天是师父的呵护！”

我已有两年没开劳保费了，是610柳昭兴给我定的每月65元生活费，这65元别说全家人，就是我一个人也不够生活呀，周铁刚还和我儿子要保金，儿子说没钱，周说借也得交。儿子实在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勒索，又不忍心不接妈妈，经人说合打了2千元的欠条才接我出来。

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期间，邪恶之徒们奉上级指令，又一次企图绑架我，这一次我用强大的正念坚决抵制，加上家人的强烈谴责和反对，邪恶企图终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