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一个心思：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真象”
——采访秦川
记者：秦川，你好，能否谈谈是什么原因使你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秦川：说来这有段特别的故事。
1997年7月间我来美国探亲期间，突然患了失眠症，总要服用安眠药帮助缓解。但到了后来，安眠药也没有作用了，美国的药吃了根本没效果。我处在长期缺少睡眠、身心憔悴的状态。没办法，我就“有病乱投医”，找来一本瑜伽书，在书里学会了一种催眠的方法来“救命”。但是到了后来，我的老毛病不但没好，新问题又出来了。我开始不断呕吐，不能吃、不能喝。当时正是盛夏高温，不能喝水，人处于脱水状态怎么行呢？我被孩子送进医院急救。医生做了检查没发现问题，只给了一些止吐药。在止吐药的帮助下我回家后能吃点东西了。
但一天晚上饭后，我突然狂躁不安，胃翻转着疼，心脏狂跳，感觉浑身的毛孔都堵塞了，人难受的躺倒在地上挣扎着，我想到死亡将临。在丈夫的辛苦帮助下，症状有了好转，但从此以后不能睡觉了，好像睡觉的机能失去了，吃任何药也不再管用了。
我曾经在1996年时经人介绍看过《转法轮》，那时觉得“真、善”很好，但做到“忍”，那不是太吃亏了吗？又加上当时我正在教着上百个小学生的课，人显得很忙，也就没把炼功放在心上。
就在那天晚上，我思想里突然想要炼法轮功，而且想到了自己得病以来因为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脾气也不好，对家里人吵吵嚷嚷，是“忍”做得不好啊。第二天我就向家里人宣布：我要修炼法轮功。
就这样，我开始了学法炼功，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
记者：每个法轮功学员当初都有各自入门的原因，但入门以后到真正明白修炼还有一段过程。
秦川：是这样。后来我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在我住的城市里参加那里的集体学法炼功。在这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个事就是在我刚刚修炼不久，在回国的途中遇到了麻烦：我的第一联机票不知怎么丢了，耗费了很多精力和周折向对方解释、询问解决的办法。当时对方要求我补票，要再花600多美元。我当时想，这一定是我以前欠过债，还清了才能修啊。我当时就没有二话，又交了600多美元补了一联票。
回到国内参加炼功点的学法炼功以后，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周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灌顶，一股热流注入到全身，感觉头脑里有东西在转；师父为我清理了身体。第二周时就经历了消思想业，我一生中从没有骂过人，也不会骂人，但炼功时头脑里突然出现骂人的话。我当时就想：我要返本归真！我要按照真善忍去做！思想里往下压那些不好的东西，但十几分钟后又往出冒，那天一夜都这样，直到清晨4、5点钟，我感到有点身心憔悴。就在这时，三个师父的法像在我的眼角中出现，很真切。我当时很惊奇，因为这对我一生中接受的无神论是很大的冲击。
在修炼满一个月时，我经历了第一次“考试”，睡梦中有人在问我：“你师父是谁啊？”我回答说：“我师父是李洪志。”又问我：“你是炼的什么功？”我说：“是法轮功。”在梦里，我真切的看到了金色的渡船向我开过来……
这些经历彻底冲破了我的无神论观念，使我对修炼有了全新的认识，帮助我从祛病健身的炼功目地渐渐明白了修炼的真正目地——返回到先天最美好的本性上去。
在集体学法炼功和与同修的交流中，我懂得了学法对于修炼的重要性。因为师父告诉我们，《转法轮》是“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转法轮》第九讲“悟”）。最初我是一天读一讲，九天看一遍《转法轮》；后来我就每周看一遍，这样一年52周，我就能看52遍《转法轮》；再后来，我就每3—4天看一遍，感觉提高很多，自己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好。
我从1997年9月开始修炼，到1999年7月初再次出国，在国内那个大法洪传、修心向善的美好环境中修炼了一年多，和炼功点的同修们传播大法、共同精进，打下了良好的修炼基础。
1999年7月初，我再次出国前，炼功点里的同修们都一再嘱咐我：出国见到师父，一定代我们向师父问好！我带着同修们的嘱托，又来到了美国。
记者：这么说国内7.20开始公开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你在美国？
秦川：是啊。1999年7月20日，我们象往常一样大家聚到一起炼功。当听到了国内开始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国内的宣传肆意诽谤造谣污蔑法轮功，我心里真是很难过，也非常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好的修炼人群政府就不能容呢？面对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压力，我当时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不相信他们的话，我要跟您走到底。”其实，自己从修炼以后身心巨大受益的体验，已经使我坚信，法轮大法修炼是正道正法。
7月23日旧金山法会照常召开，我去参加了法会。鉴于当时国内的严峻形势，同修们都自发的想到华盛顿DC去，去把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并呼吁得到国际方面的关注和支持，阻止错误的打压继续下去。我和同修们在法会结束的第二天、法轮功华盛顿DC新闻发布会之前赶到了DC，在那里坚持了一周的时间。我当时就想，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正的力量，就多一份正义的呼声，我能够在大法遭到不公正对待时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参与维护大法，是我的责任。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加强了学法，参加了在西雅图、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华盛顿DC等地的法会。虽然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而在国外却得到了广泛洪扬，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民的热爱，法轮功的修炼人也越来越多。2000年10月21日，我参加旧金山法会，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师父，这是我来到美国以后参加的第九次法会。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国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召开法会，把参加法会看成是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在一起交流修炼的心得，那种既庄严神圣、又纯正祥和的场合里，能洗净修炼的不足，纯净修炼精进的心。
那次法会上，师父的讲法使我更加明确了护法和讲清真象就是我应当做的。师父说：“我们每个人哪，都在为大法做着正法洪法讲清真象的事情，我们没有参与政治斗争。无论我们走到天安门去，还是去了中南海，还是在各种环境中向人讲清真象。因为呢，邪恶不去迫害我们，我们根本就不会向人讲什么真象，我们也不认为现在的上访与讲清真象是干扰任何人。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
自那以后，我开始更用心的做讲真象的事情。2001年4月，第57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时，我来到日内瓦，用了三周的时间在那里讲真象。回来后，我先后到九个大学里面散发法轮功真象传单，又到中国城发传单，还参加了“SOS营救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从西雅图到旧金山的步行活动。每当我看到人们接过去传单在读的时候，看到明白了真象的人们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声援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感到很高兴，因为当一个生命明白了法轮功的真象时，这生命就摆脱了中国江氏集团的欺骗，他就会有机会享有好的未来，这是“真善忍”法理决定的。
记者：你是怎么想起给中国大陆打电话讲真象的？
秦川：2001年12月底佛罗里达法会上师父告诉了我们修炼要做好的三件事，讲清真象是其中之一。随着对正法修炼的不断加深理解，我心里感受到向可贵的中国人民讲清真象的重要和紧迫。
佛罗里达法会以后，我开始了用打电话的方式向可贵的中国大陆人民讲清法轮功真象。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向中国大陆打电话，一年365天，除了外出参加法会等活动外，我355天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去，向不同的中国人讲述法轮功的真象。
记者：通过一个电话向完全不认识的人讲清楚法轮功这么大的一件真象，我感觉难度很大，特别是江××集团几年来对法轮功的诽谤诬蔑，毒害了很多中国民众。
秦川：当然，做好这件事也是有个过程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先是给朋友、亲戚、同学等认识和了解的人讲。我先告诉他们：“现在海外发生了很了不得的事情。”他们对关心的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在海外洪传的形势，在60个国家都有法轮功修炼人，法轮功受到的褒奖超过1000项等等。对于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我就先和他们聊信仰问题，谈基督教遭受的300年的迫害，然后告诉他们，现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和当年基督教遭受的迫害在性质上不是一样的吗？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亲戚朋友们都会听我向他们说什么，而且也都能够认同我讲的事实和道理。
渐渐的，我开始打电话向中国大陆社会上的人们讲真象。为了解决电话号码来源问题，我就自己到明慧网上用笔把曝光和公布的电话号码一个个抄下来，然后逐个的打。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拨通电话以后照着别人写好的稿子念，打电话时心里也很复杂，有害怕心，怕对方不听，怕对方说难听话，心里急迫，有时还有争斗心，很大声音的和对方吵，像文革大辩论似的。在不断对照“真善忍”法理找自己的不足时，常常能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善心不够，不能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不能从对方关心的事情讲，缺少智慧和策略，使讲真象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我就针对这些问题去努力做得更好。我发现打电话照稿子念，缺少了交谈，对方不愿意听，有的和我说：你别念，你念稿子我就不听。有的干脆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样，我就开始自己打一些腹稿、小段，然后根据腹稿的内容和对方聊，针对不同的对象，讲不同的内容。
记者：这一定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秦川：是啊，很多故事我很难忘记。
我是教师出身，很喜欢跟小孩儿电话交谈。暑假期间孩子们放假，打了很多电话都是小孩儿接的。遇到小学生，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个老师，我来教你三个字好不好？孩子们都说“好”。我就说：那好，你跟我念，我念一遍，你念一遍。我念“真”，孩子就跟着念“真”。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你知道什么是“真”吗？“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然后我再教他们“善”和“忍”。然后我会请他们重复我今天教的三个字，孩子们都会在电话里说：“真、善、忍”。我最后会告诉他们：你要把“真善忍”记在心里，下次我电话里会考考你。孩子们都会答应记住，有的还问：你什么时候再来电话？
遇到中学生，情况就复杂一些了。有的会因为一点他们想不清楚的事情和我纠缠，我就要先把他们的障碍除掉了，才能再给他们讲真象。比如，有一个孩子一听说我是从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就先不相信，不认为会有不认识的美国华人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一件为他好的大事，就要求我讲几句英文作证明。我就对他说：我虽然在美国，但我不会讲英文，不是在美国的中国人都一定要会讲英文的；而且，在中国的很多人不是也会讲英文吗？如果一个这样的人给你打电话，难道他讲了一句英文，你就会认为他是从美国打来的吗？我是不会讲英文，但我的确是从美国打来的。他听我讲的有道理，也就安静的听我讲法轮功的真象了。
对于家庭妇女，我会选择她们最关心的问题去讲，比如祛病健身问题。我会告诉她们：你要想得到身体健康，你念千万遍“阿弥陀佛”也不如念一句话真正有效。她们会问是一句什么话？我就告诉她们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我会讲一些具体的修炼大法、读大法的书、炼功和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有病康复的真实故事。往往对方都很认真的听，最后都会感谢我打电话告诉她们这些真象。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妇女，听了我的电话，她问我说，我的一个亲戚得了高血压病，愁得到处求医找药，炼法轮功真能治高血压吗？我告诉她，确有高血压病患者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的，而且有名有姓，有地址和工作单位。我告诉她，你如果能告诉你的亲戚这些法轮功的真象，也是在积德行善做好事。她听后高兴地说一定去告诉她的亲戚。
记者：听说你打了上万个中国各地乡镇的电话？这真是个巨大的电话工程啊！
秦川：是。我当时就一个心思：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真象。
从2002年底，我开始向中国大陆各地乡镇打电话。因为我发现，网上的电话号码学员打得比较多，总会有学员打过去。如果能开发新的，听到真象的人也会更多，还减少了浪费人力和时间。说来也巧，正好有同修给我提供了一份乡镇电话号码，我就开始打起来。结果发现，乡镇的电话往往都很容易打通，而且总有接线的人，通常也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象。因此，从那以后我坚持给乡镇打电话，感觉那里的人相对质朴，许多人能够听得进去真象。
大陆各省所具有的乡镇数量不同，平均一个省都要有1000多个乡镇，大的省要有1千好几百个乡镇。从2002年底到现在，我已经打完了13个省的乡镇电话，包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西、陕西、山西、河北、山东、黑龙江、浙江和江苏，吉林和河南两省是与其他同修一道共同完成的。
在对不同地区打电话讲真象时，我体会要针对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真象讲出重点，这样才更有效果。比如，给山东地区讲真象时，我就重点讲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吴官正在塞浦路斯被控告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以及山东省的一些具体迫害案例。给湖北地区讲真象时，我就重点讲湖北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和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兼610办公室副头目赵志飞在美国纽约访问时，被指控以非法致死、酷刑、反人类罪及其它粗暴违犯国际人权法案的罪行迫害湖北省法轮功学员，并被判有罪的内容。这样，使当地人感觉到事件离自己很近，有了应有的真实感和危机感。
在给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责任单位和个人打电话时，我就重点告诉对方江××已经被以群体灭绝罪告上多个国家法庭，另有9名高官被诉；有45名迫害法轮功责任人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监视名单；102名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的名单被提交美国政府，要求禁止这些人员入境美国。目地是为了达到对作恶之人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对于罪恶的惩罚也是“真善忍”。
记者：你打了两年多的电话，讲真象一次电话就能解决问题吗？
秦川：不是那么容易。在两年多的打电话讲真象中，我每打一个电话都有记录，不听讲真象挂断的，我就在电话号码旁边画个X；打通了而且讲真象达到效果的，就画个对钩；打通了但是对方对真象仍有疑问，还有必要再讲的，就画个半对钩。然后，我会根据这个电话记录，过些日子再打，直到真正把真象讲好了，对方听进去了，明白了，才再画上对钩。因为我觉得，讲真象不是走过场，讲一个人就要让一个人明白，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在电话讲真象中，渐渐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在时间有限的电话交谈中，语言要精炼，信息量要大，要告诉对方尽可能多的真象内容。如果不对语言做充分的事先加工，可能说起来就罗唆、条理也不清楚，内容涵盖量也少。其实，只要我们肯用心，讲真象的效果就会很好。
记者：如果拿现在和两年前打电话的情况作比较，你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秦川：近来向中国大陆打电话的情况和两年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能够感受到经过大陆弟子艰苦的讲真象，人们越来越清醒了，很多人从不听、反感真象，到很希望了解真相；大陆的形势也有很大变化。举两个例子：
最近我给以前电话记录上画X的再打过去讲真象，发现以前不肯听的，现在都听。有些地方的变化很大。一次我给一个乡镇打电话，对方不仅认真听完，而且对我说：“你讲话的精神很重要，我要把它全部带下去。”还有一次打完电话，对方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是世界潮流。”
现在我打电话的感受和以前有所不同了，真是越打越轻松，越打越振奋，越打越高兴。（明慧记者古安如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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