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01年1月23日(除夕)一人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打真相横幅时被抓的, 在公安五处被关押一夜。第二天(大年初一)被转到公安七处,恶警要将我塞进监狱,我说我无罪不是犯人,放我出去。我死活不进去,牢头劝我:先进来再说,这里也有两名法轮功,挺好的。我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不应该关在牢里。但由于听到有同修在,思想一放松,就一下子被推进牢房。进去后第一眼就是见到同修。当时朱宝莲微笑地望着我,我见她慈眉善目,身材高挑(约1.65米高)齐耳短发,30岁出头,说话声音轻柔。后来交谈中知道她和另一同修是北京人(可惜另一同修的名字我忘记了,而且在我进去两周后她就离开了)。宝莲说她被关押已有40天了,家里有老父亲,好像是名医生(从网上得知这位老人受不住打击已去世)。她问我师父的新经文《忍无可忍》的内容,我原来打算背下来,可惜未背熟,只能断断续续连背带讲告诉她意思。她说明白了,因另一同修进来时已讲过内容了。
牢房很小,约十多平方米,关押十五、六个人,有杀人犯、吸毒贩毒犯、妓女、盗犯及其他重刑犯。洗手间占去牢房一角落,一大块木板覆盖80%地面,小小走道,一头是牢门,另一头是放风小门,紧闭着。每星期开小门放风一次,约十分钟,兜风地面积超不过10平方米。当时是寒冬,雪厚厚的堆得老高,只剩下一点站的地方。牢里没有窗,靠牢门的一片墙顶端有条缝隙,仰头可看到管教人员在楼道上走动,只能看到脚,而上面俯视犯人的一举一动清清楚楚,且装有监控器。晚上犯人轮流值班(分上、下夜),据说是防犯人自杀,值班人员稍一闭眼,马上被叫名字,第二天即被罚做苦役。每日规定的坐板、吃饭、看普教电视、干活全在木板上。干的活儿是缝棉胎,每次飞扬的棉尘在不通风的牢房里把人呛得又咳又流泪,晚上十多个人挤在一起,鼻子尖挨着后脑勺侧身睡。被褥又脏又薄又霉臭,盖在身上冷冰冰的。每日两餐,早餐两个馒头,晚饭两个窝窝头。我因绝食抗议,我名下的米饭(因我是新西兰籍,给米饭),由牢头分给其他人吃。
朱宝莲说话不多,但她的话能打动人心。记得同室有个女孩(不到20岁)是有意伤人犯,因经常与大法弟子接触,已经得法,会背《论语》《洪吟》及一些经文。她特别喜欢与宝莲在一起。一次,她和另一犯人闹矛盾,争吵激烈,差点动手。事后宝莲一直慈善地用她能理解接受的大法法理指正她。我在一边看着,只见那女孩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流泪。第二天的生活会上女孩主动地向对方道歉,并承认错误,对方被感动得同样认错。
又一次,从北京铁道局拘留所转来一犯人,好象是经济犯,进来时表情恶狠狠的,心中愤愤不平。宝莲用慈悲心化解她心中的愤恨,后来她变得和善,滔滔不绝,说法轮功的道理真好。
师父说:“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师父对大法弟子要求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在朱宝莲身上真实地展现出来。对比之下,令我惭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在大法弟子言行的影响下,牢头学会了找自己。在一次生活会上,她说:“今天这个会咱们就按法轮功的要求做。我起个头向内找,昨天我大声骂人是‘魔性大发’,下次要忍,不骂人。”平时她看到犯人闹矛盾时会说:“矛盾来了是好事呀!该高兴呀!快提高呀!”她还经常说大法弟子带来了光明。犯人都从不同拘留所接触过大法弟子,没有说大法不好的。同室好几个犯人都看到过“光环”(法轮)从牢里旋转穿过。我深深地感受到师尊洪大的慈悲。
有一次宝莲被提审回来跟我说,公安告诉她除夕那天有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宝莲回答说,那都是假的。她说同室一位阿姨(指我)是最好的见证,除夕她拿着外国护照在天安门都被查证十几次,最后还是被抓走,可想而知,国内的学员怎么能进入天安门广场,还能点火盘腿自焚?
我被关押不到一个月,2001年2月18日在新西兰驻京官员的帮助下,终于重获自由。但被第三次非法“驱逐出境”,并再次遣返新西兰。
朱宝莲是位好同修,我临走时她说估计她很快也会获释。没想到,至今快三年了,她还在人间地狱受折磨,这漫长的牢狱生活难以想象是怎样过来的。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应该齐心协力,早日把狱中的大法弟子营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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