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1日我想为师父和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去了北京。22日我被北京六名公安人员绑架，几次搜身之后，把我劫持到北京丰台区中心体育场，在30多度烈日下曝晒一天。那儿有无数公安及持枪武警，关押着数千名大法学员。不时看见公安人员把男女大法学员揪住头发拧住胳膊“压飞机”拖出队列外拳打脚踢；不时有人给学员录象、拍照。晚11点突然把我们推上客车拉到丰台火车站，用专列押回原籍，在锦州下火车时又录了相，拍了照。站台上站满了公安及解放军（持枪）。23日下午到盘锦由公安局组织看电视，后叫各单位领导接回家，过后公安局给我一个单子。晚上当地派出所4名公安开警车闯入我家，非法搜去两本《转法轮》及几盘炼功带，并把我们全家及来家串门的人带到派出所审讯到夜间12点多才放回家。从此以后市公安分局及派出所经常到我家骚扰，电话被监听，单位领导经常来给我洗脑。
99年9月10日，当地派出所警长把我骗上车送到市看守所非法拘留15天（因为头天晚上我给功友打过电话）。
99年12月12日我又进京上访，但信访办抓打学员，不接待，12月17日我就去了八达岭长城参加集体炼功，共73人，来自15个省市，八达岭上50多人，好汉坡上20多人，共炼了近两小时，快下午两点钟时，几十名公安人员乘“滑车”上来拳打脚踢炼功学员，我们没还手，只背师父经文。我也被打了两个耳光，小腿被踢了两脚。下午三点坐“滑车”下山，送“延庆”监狱拘留。18日早上4点多我们一号房12名女学员炼功，一个50多岁左右男公安用高压电棍电我们的头、脸、脖子、太阳穴，至今我两边太阳穴及两边耳朵前仍留有深色电痕十多处。18日，北京公安一局把学员铐上手铐提审。学员在牢房背师父的经文，公安就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拳打脚踢、打耳光。21日早上我被当地派出所带回送市三所拘留40天，不让家里人看望。警察提审我时，我说了一句：“国家设了信访局就是叫人民上访的”，恶警申所长就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用大皮鞋猛踢我两脚，还说：“我送你去劳教！”
2000年2月2日我被劫持到盘锦教养院劳教两年。我和同修抄师父经文被恶警黄亮发现，把我俩双手背后面铐在床栏边站一夜，羿秀艳（大队长）就站在禁闭室门口大骂，恶语不堪入耳。3月下旬开始，我们夜间炼功时，每晚都被羿秀艳、刘静、顾娟、柳敏、黄亮、罗亚兰、王岩、蔡莉、桐丹、晏丽娜、齐霞把学员双手铐在双层床上层铁栏上罚站。大家背师父经文恶警就打学员的脸。
4月13日晚上，顾娟、刘敏、黄亮按羿秀艳的指示，把全体学员双手铐在背后，让站在走廊和教室里，脚尖紧靠墙，差一点就打，眼睛睁得大大的，头不能贴墙。大家站了近一小时开始背师父经文。刘敏、黄亮就用高压电棍电学员的头和脸，用手打耳光，拳头砸头、脸、耳朵、颈椎，揪住头发撞墙，脚踢学员腿部，打学员前后胸。他们打完后又把录音机开到最高音量，震得大家耳朵轰轰响，大声说话都听不清。白天又叫学员在操场不停地跑步。第二天管理科还来宣布，给我和另外5名学员加期一个月。4月20日上午，羿秀艳为逼大法学员屈服，把我们20多名女学员弄到操场上不停地跑步6个多小时，来例假的学员由队长拉到卫生间查看衬裤有没有血后才让她们不停地转圈走了6个多小时。
2000年10月，羿秀艳对坚定的大法弟子采取“车轮战术”，每天不停地洗脑。一次她以造谣的伎俩攻击大法，诱导我批判师父，我说了一句：“真善忍大法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师父没有错。”她就拍桌破口大骂，反咬一口，说我“态度不好，对抗管教”，立即铐住双手，蹲7天禁闭。一顿送一块发糕，不给汤和菜。目的是让我接受洗脑。
2001年春节期间，羿秀艳找碴当众骂我们，又把三个大法弟子“定位”管理，把我禁闭半月。我被禁闭后晚上开始绝食抗议，晚上好多人都不吃饭了。羿秀艳就上报说我“组织绝食”，管理科宣布给我加期半年，给一个同修加期两个月。解除禁闭后，把我和那个同修长期被“定位管理”，限制一切自由。
2001年四月份，院长张守江亲自编写了一首悔过歌，强迫大法学员唱，我与一个同修不唱。羿秀艳、刘静大骂我俩，叫我们到教室黑板前站着，又将我俩双手背着吊铐在教室黑板两侧窗户铁栏杆上，骂我们，侮辱我们，让70多名学员看。中午又从男教调来刘明华等4名恶警，把一间小黑屋围上铁丝网，成鸡笼状，把我与那个同修双手呈“1”字型分头双脚离地空吊在铁丝网上，吊了约两个多小时，我俩双手肿的象紫馒头，双手麻木失去了知觉，并且开着门叫大家看。我们被解下来后仍不唱。羿秀艳、刘静就叫刘明华等男警又将我俩双手呈“大”字型吊铐在铁丝网上。刘明华还嘲笑说：“看，这还真有点象耶稣！”这样我们又吊了16天，每24小时只送一口水，一天三顿饭合起来不到一两。五一那天，有个队长给我俩送饭时放了一点儿菜，叫羿秀艳狠狠批评了一顿。16天没让洗脸、刷牙、洗脚、洗衣服、衬裤、袜子；不给梳子梳头；不让上厕所解小便，不让取卫生纸。24小时叫叛徒每两人一班站在门口监视我们。解除刑具后我们仍在小屋“定位管理”，限制一切自由。此后两个多月没让我们洗头、洗衣服、洗裤头。
4月17日突然把我和另外9名学员（5位男性大法弟子），带到抚顺教养院异地洗脑。那儿一些学员在厕所偷偷告诉我们：“入院4天之内不屈服就会被犯人或干警毒打。十几人打一个。一个大法弟子被打死了，一个被打伤和犯人关在一起……”一个姓姜的干警告诉盘锦学员：“从邯郸钢铁总厂来一名工程师，不转化，批判时喊：法轮大法好！我们豁出来干警不当了也得打他。”4月16号我们又被送回盘锦。
2001年5月25日第一次暴力洗脑开始了。羿秀艳、刘静、王岩、蔡莉、黄亮、柳敏、齐霞、赵红艳、李杰把我们20多名老太太（最大60多岁，都抱着被褥衣服）连推带拖大喊大骂地赶到院招待所二楼，分到各房间，窗户糊上报纸。她们强迫学员大弯腰、大曲腿、双手抱头站“马步桩”或抱头地上蹲着走，或手背身后跪。恶警手拿棒头像大橡胶榔头，外边包着抹布的“狼牙棒”，看谁站的“不到位”就砸一棒，并强行用棒头脏布给学员擦脸上的汗，大笑大骂侮辱学员。她们自己打累了就躺双人床上吹风扇。规定24小时只让上三次厕所，不“转化”就往裤子里上拉，往裤子里上尿。随口骂人，随手打人。有时叫有的学员站“金鸡独立学鸟飞”，叫有的学员蹲在地上转圈儿走，种种手段卑鄙下流。一边又把学员叫到一楼饭厅，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先拳打脚踢要害部位，揪头发撞墙，再用警棍、电棍乱打，至少打三、四十棒，再不屈服就蜂拥而上乱拧乱掐，最后用怪姿势吊铐，逼着妥协。仅5月29日晚上就打昏死过去两人。院长张守江、副院长周XX睡床上指挥，女管教桐丹、罗亚兰、柳敏留原队洗脑，上下配合，迫害大法学员。第一次打我的是羿秀艳、刘静，把我叫到一楼饭厅，骂我破坏了她们的工作，同时恐吓我们，边骂边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拔头发。拳头砸头顶、耳朵、颈椎、前胸后背等部位；用穿着皮鞋的脚踢大小腿，肚子，踩手背。羿秀艳还用手使劲捏我鼻子。打后我脖子发硬，转动困难，举胳膊困难。全身多处紫黑，右脚脖及脚面青紫肿大，走路疼，耳朵疼，下蹲困难。
5月27日我被单独带到饭厅，恶警黄亮说我“站的不到位”，王岩、刘静、蔡莉、黄亮、齐霞、晏丽娜先拳打脚踢，再用警棍、电棍打。蔡莉狞笑着说：“大家把吃奶的劲使出来，先每人使劲打三棒，再随便打，来，我先打！”连续六人共打了三十多棒，后背、大小腿、腿窝处、到处都打。特别腰部、两臀部就打了近二十棒，紫血连成片。全身到处都是紫伤（第二天腰及臀部肿的象玻璃板一样硬）。打完后六人又一起动手掐我脖子、肚子、大腿内侧，有些地方掐破了。最后又用怪姿势吊，一只手吊在教室窗户上边铁栏上，一只手在床腿紧贴地面处。直不起腰，蹲不下。晚上，羿秀艳又说：“你和xxx是我们这次收拾的重点，看你们能撑到啥时候。”又叫：“把床再给拉远一点！”刘静和蔡莉立即把床往后猛拉一下，这样两手拉的更紧了。羿秀艳再一次掐我鼻子、脖子，刘静拿电棍狠打我后背两下。边打边骂说：“打死你们也不解恨。”蔡莉则说：“我不怕下地狱，我早已是地狱的鬼了，我恨不得扒了你们的皮。”就这样我的手肿得很厉害，手腕以下的十根静脉血管全部鼓包了，十指麻木，还不让上厕所……从此以后，我十指发凉、麻木、手掌疼，双层床爬不上去，十多天尿血，尿中有小血块，右背一处很疼，睡觉一翻身就喘气困难……
2001年6月中旬，检察院和教养院发两张徵求意见表叫学员填写。我和两位同修三人不约而同地写了一句“毒打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羿秀艳、刘静二人站到走廊门前破口大骂，刘静说：“打你们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们这伙……”羿秀艳说：“不转化，打的对，还打轻了呢！上面有令打死算自杀。打死白死，打死也没人说你们好，强制就能改变人心……”
6月22日不强制了，下楼搬回戒毒所一楼原处。23日被强迫妥协的人写了严正声明。于是刚下楼四天，恶警又把我们十几个老太太骂着赶到招待所二楼开始第二次暴力洗脑，一直到9月底。这次不用铁棍打了，但用手打，用脚踢，一天只准睡两小时觉（早上四点起床，夜间两点睡觉）。一天只让上三次厕所。除洗脸吃饭外，一天长达20多小时站马步桩、罚蹲或双手吊铐，站马步桩或罚蹲或吊铐长达数月。羿秀艳骂着说：“这次不转化想下楼没门。法轮功就是以前的反革命，是敌我矛盾，上面有令，可以随便打，打死算自杀，白死。你们不转化就这样蹲着，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在强制期间一天不转化加一天，一月不转化加一月，一年不转化加一年，没完没了，看你们能抗到什么时候……”又对恶警讲：“你们有气都往她们身上出，可以随便打。”就这样大家一个个站得双脚肿胖穿不上鞋，买大一号鞋还得把前面鞋口剪开才能穿上，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膝盖上面也肿了。7月初我发现手上十根静脉血管从手腕以下已经干巴掉九根。两手肌肉严重萎缩，食指与拇指间肌肉只剩皮包骨了。十指无力、发麻、发凉。特别右手近四个月不能刷牙、梳头、拧毛巾、洗脸；近10个月不能剪指甲，不能拿针缝袜子。9月7日又吊铐5天，11月又吊铐7天7夜，手就彻底不能写字了。第二次暴力洗脑参与迫害的恶警有：羿秀艳、刘静、王岩、蔡莉、黄亮、齐霞、柳敏、赵红艳、李洁（不打人）、桐丹、罗亚兰、晏丽娜、王晓梅。
从2001年11月17日开始第三次强制洗脑。17日--20日恶警把我与李淑娟、苏莹、曲家英关小号，门窗糊上报纸，大小便在室内。20日又把我们4人拉到戒毒所二楼关小号，门窗糊着报纸，小便在室内，24小时烤灯泡，共52天。其他部份学员也从11月20日至2002年元月6日拉到戒毒所二楼罚站48天，先抱头站马步桩，后改为直站。先是从早4点半站到夜间12点，后改为站到夜间10点半。有11名恶警毒打了51岁的刘清。恶警有：羿秀艳、刘静、王岩、蔡莉、黄亮、齐霞、柳敏、赵红艳、桐丹、罗亚兰、王晓梅。2002年元月6日下楼回到原号房，仍然“定位管理”，限制一切自由。
2001年12月22日劳教两年期满了，羿秀艳不放我。2002年元月六日下午羿秀艳对我说：”口头保证不上北京，不炼功，不参与法轮功活动，一年半加期就可以不算，放我。“我没保证。元月八日上午羿秀艳让我念书我不念，就被关禁闭，又让在地上蹲，我不蹲，蔡莉就打我耳光，我喊三声：“不许打人！”羿秀艳就上前帮蔡莉揪住我头发撞墙，拳打脚踢，我大喊：“不许邪恶打人！”它们就猛砸我头及耳朵、颈椎，又用怪姿势吊我，差一点够不着，就把我一手吊窗户上，一手吊地面暖气管上让蹲着。我就坐地上，蔡莉把窗户打开冻我，一上午不让上厕所。第二天上午羿秀艳又让保卫科和检察院提审了我，说要给我加期，送我去劳改。我讲明真相后检察院不审了。第四天拿掉手铐，禁闭7天后仍关小号“定位管理”。
2002年2月6日下午，羿秀艳叫桐丹、晏丽娜把我带到市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当急诊室宋主任检查腰、腿、手后问情况时，她俩不让我讲真实情况，我没配合。我还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面对四个大夫、两名患者讲了真相，揭露了邪恶。桐丹立即对宋主任说：“我们大队长布置的，以拍片为主，拍片就行了。”宋只好叫旁边一名年轻女大夫开了照手的条子。桐丹又找个认识的吴大夫开了照腿及腰的条子。一天共拍了10个片子，她俩叫吴大夫开假诊断，说手指麻与静脉血管干巴没有关系，是骨质增生引起的。我明白羿秀艳是用我自己的钱给她买一张“没打我”的假诊断。我再一次给吴大夫讲了真相，揭露了邪恶。最后吴大夫要给我开骨质增生药，我说不要。他还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说：“还修炼。”回教养院第二天，羿秀艳把我叫到队长卧室骂我说：“不要脸，50多岁的人了，叫大夫看屁股……”刘静骂我：“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你第一件事就是给外面人讲我们如何打你了……”我知道它们怕我出去揭露，所以才这样骂我。
2002年2月27日管理科两个科长找我谈话，让我口头保证两条马上放我出去，我没保证。3月18日他们把我与其他24名女学员转送到省马三家教养院，因为他们明白给我原一年半的加期都是非法的，所以在送马三家前又改为加期半年。到马三家后分到三大队三分队，当天恶警就把我们放到招待所楼上，所谓的“攻坚队”成员采用“车轮战术”进行诱骗、恐吓、围攻逼着、骗着我们妥协。他们从每天早上5点半“攻”到晚上11点，吃饭、上厕所、洗脸、睡觉全有人“包夹”监视。最多的“攻”了50多天。把我“攻”了16天后实在“攻”不动了，才放回分队半天劳动半天”学习“，随时随地有人监视。寝室门口24小时有“四防”及“坐班”站岗。洗脸刷牙给4分钟时间。一周给20分钟时间洗一次衣服。一楼小号关着不少被打成“精神病”而又没钱住精神病院的老学员，有专人看管，与外边严密隔绝，据说每天由教养院“穿白大褂”的人给打镇静剂洗脑。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被限制一切人身自由，干活、”学习“、睡觉都有“包夹”人员监视，大法学员互相之间说几句话也被视为“非法”。但是坚强不屈的大法学员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都不配合邪恶，不背30条，不看诽谤师父与大法的电视，不唱邪恶的歌曲，不打太极拳，不做广播体操、健身操。
我6月22日加期半年到期，终于什么也没保证出来了。邪恶采用种种卑鄙、下流、恶毒的手段迫害了我两年半，但毒打改变不了人心，邪恶必将以彻底失败、彻底灭亡而告终。